心理学的故事:第三章 原型心理学家

第三章  原型心理学家

第三次造访

  弗朗西斯·培根在《论学识之长进》中总结了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状态——在1605年,一个人还是有可能这么做的——然后大胆预言:

  依时下局势,现学问之三番来访,余不可不信,此开化学智之三番巡视,必迫近彼希腊并罗马人所学,且令吾等有过之而无不及。何也?盖百般几趋完善:当今人杰不特胸怀异禀,卓尔不凡,且精力充盈,图思建树。上古哲人劳作之成果尽可为我所用,印刷之术令书册延至百姓庶人,航海越洋令国人眼界大开,陡见它乡实验之多广,异域自然历史之繁复。时机若此,焉有不成之理?

  这样果敢的预测,以前通常证明是错误的,可是,这次却不然。在这个世纪内,知识会达到培根也无法想象的高水平,这都是因为正在重塑欧洲社会的一些重要社会发展而带来的科学“新智识”。围绕着教堂、城堡和守卫家园的半原始的封建生活方式,已经让位于更为广泛的群体生活,城市生活开始复苏,贸易和工业进一步扩展,而改革已经削弱了以教会为主心的传统主义对人的思想的控制,并在新教土地上引发了怀疑主义和知识探索的酵素,而且,因为一种社会渗透作用,天主教内也产生了这样一些思潮。

  这些发展刺激了实用和纯粹知识的进展。17世纪的商业、军队和金融及税赋系统皆需要新的有效方法来进行思考和处理数据。在纯粹知识的一面,许多有思想的人已经从神学研究的吹毛求疵中转向收集有关现实世界更为实在的信息。因为这些原因,这是一个适合实用科技的时代。在这个世纪内,产生了十进制计数法、对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空气泵、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和望远镜。

  这并不是说,科学就到处受到欢迎。人本主义的复兴早已恢复了柏拉图传统以及它的神秘主义和对物质世界的蔑视,许多知识分子都依照彼特拉克、伊拉斯谟、拉伯雷和维夫的观点贬低科学。宗教提出了更为凶险的对策;在整个17世纪,不仅无主教,而且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也都残酷地迫害异端,任何公开信奉与当地国家正宗教会相冲突的科学理论的人,不仅冒着名声尽失的风险,而且会失去社会地位、财产和甚至生命。

  尽管有这么多的障碍,科学还是繁荣起来。在西欧各主要国家,追根究底的一些人通过显微镜和望远镜偷偷窥探,在玻璃瓶里配制试剂,在地上掘出深洞,切割动物和人的尸体,计算恒星和行星的运动。在这些人当中,有英国的沃利斯、哈维、玻意耳、胡克、哈雷和牛顿,有法国的笛卡儿、费马、马里奥和帕斯卡,在意大利有伽利略、维维阿尼和托里拆利,在瑞士有雅克和伯努利,在德国有莱布尼兹,在荷兰有惠更斯和列文虎克。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彼此通信,分享思想和成果,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大运动中的合作人。到17世纪中期,在牛津、伦敦和巴黎,科学家和有科学头脑的一些人以非正式的组织形式会面——他们被称作“看不见的同事”——互相交换科学发现,并就一些思想进行辩论。在1662年,查尔斯二世给伦敦小组颁发了一份特许状,命名“伦敦改进自然知识协会”,通过这个协会在大陆上的“哲学交换”和类似的通信物,科学家们开始建立了一个信息交换网络和他们自己的文化小圈子。

  尽管心理学从这只哲学——神学之茧中突现出来的时间比各门自然科学要晚得多,可是,这个时代里思想最为细腻的科学家们已经转而注意到这门科学了,并且在两千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开始对由希腊哲学家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构想新的答案了。尽管17世纪的原型心理学家们,甚至包括他们在18世纪早期的一些后继者们,除了沉思默想和回忆之后,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来调查人的思维,可是,他们知道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的一些新发现。他们不仅对以前的学说进行了重新探讨,而且在旧的心理学基础上探索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新品种。

理性主义者 笛卡儿

  任何稍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热内·笛卡儿是现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是解析几何的发明人和小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如心理学史学家罗伯特·沃森所言,他还是“现代第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可是,沃森还说:“这样说并不等于说他就是第一位现代心理学家。他与同时代的一些科学家不一样,他仍然进行一些形而上的假想,而且他的心理学经常是他的哲学分支。”可是,他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第一个创造了一门新心理学的人。

  笛卡儿1596年出生于土伦,他母亲生产时将结核病传给他了。并在几天后因此病去世。他生而残弱,儿童时期病恹恹的,成年后个子很小,而且相当脆弱。他父亲是位很发达的律师,8岁时把他送入拉弗莱奇的耶稣学院,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数学和哲学。他的教师了解其身体的残弱和异乎寻常的大脑能力,允许他呆在床上长时间读书,因此,躺在床上看书,然后整个早晨沉思默想,成了他终生的习惯。值得庆幸的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使得这种生活方式有可能长期保存下去。

  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笛卡儿,他在十八九岁以前曾尝试过巴黎的社会生活和赌场,可觉得甚是无聊,因而转回去从事数学和哲学的寂寞研究。可是,他越来越感到困惑,因为对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那么多有学问的人得出了那么多不同的答案,他感到勇气不足,而且深感压抑,遂决定去现实世界里寻找答案。他报名加入了纳索的莫里斯王子的军队,然后又加入了巴伐利亚公爵的军队。他是否经历过作战这一点不清楚,可是,他觉得普通人没有学者聪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几年之后,他回到了独自思索的世界。

  就在他回到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去之前,笛卡儿还有一次值得记念的哲学幻觉经历。23岁那年冬天,他一整个上午把自己关在一只“火炉”里——这是他的话,实际可能是指一间有暖气的小屋子——中间出现了好几次幻遇,他意识到,自己可以不理会“古人”们彼此相左的一些看法,而用数学的严谨推理来到达哲学上的确定结论。这样一来,实验主义哲学就开始了。

  从部队复员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以后,笛卡儿花了一些时间四处周游,然后在巴黎住了一些日子,一边研究哲学和物理科学。32岁的时候,他搬到信奉新教的荷兰,部分是因为在巴黎,朋友们经常不期而来,干扰他安静的沉思,也因为他害怕对于真理的追求——首先是怀疑一切——会引起以异端邪说的罪名迫害。他很害怕这个,他希望与天主教保持友好关系,他甚至在一部著作中中断对灵肉问题的讨论,说出一些很有代表性的话:“我深知自己的卑微之处,因而什么也不肯定,我只是把这些意见放在天主教的权威之下,并交由更贤明的人去裁决。”

  他在荷兰的生活大部分是在平静之中度过的,不过,有时候,他也受到新教极端分子们的攻击,说他持有危险的异端思想。为了保留自己安静和隐密的生活,他在20年内搬了24次家。可是,他并非苦行僧或者隐士,他喜欢接待饱学之士们造访,他有一个情妇和一个女儿(早年夭亡),住在环境优雅之处,还有扈从服务。

  他最重要的著作《方法论》(1637)和《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是在荷兰生活期间写的。他的大部分心理学学说也就散见于这些著作之中。余下的部分可在1633年的《世间》里找到,可这本书是在他逝世后才发表的。在他准备将此书交出版人付印时,突然得知伽利略已因为坚持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理论而被裁判所处决,而他自己的著作也是讲这个观点的,因而,他压下了此书。

  尽管他在这类事情上小心翼翼,可是,他还是很轻率地接受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在1649年的邀请,去瑞典教她学哲学。他在斯德哥尔摩受到隆重欢迎,可很失望地发现,女王要他每天早晨5点开课。他以前习惯于在床上一直呆到中午才起床的,现在得每周三次天没亮就起床,在冬夜凛冽的寒风中挣扎着奔往她的读书室。1650年2月,他染上风寒,发展成肺炎,经过一些临终仪式后死去了,终年54岁。

  笛卡儿的哲学虽然不在我们关心的范围内,可是,我们得看看它的启始处,因为这是他的心理学的基础。他是用他在“火炉”中得出的洞察力来进行他的哲学方法的建立的:

  (我在想)应该把所有的观点都当作绝对错误的东西抛弃掉,这样的话,我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因此也就可以确定,在这样做了之后,我的信仰当中还有没有什么确凿无疑的东西留下来。

  因此,他就怀疑自己的感觉,因为感觉经常出错;怀疑他以前被说服的一切,因为人可能会在哪怕最简单的几何问题上出现推理谬误。而且,千真万确,他怀疑所有在他醒着的时候进入他思想的东西,因为在他睡着的时候进入的类似的想法,都是一些错觉。这使他得到了第二个,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洞察力:

  我立即注意到,就算我希望认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错误的,我这个进行这种思考的人也非得是某种东西才行。我观察到,这个真理——我思,故我存在——是确凿无疑的,明白无误的,不管怀疑主义者如何大肆攻击,它是无法推翻的。我得出结论,只有毫不怀疑地接受它,把它当作自己一直在追求的哲学的第一原则。

  接着,他问自己,这个一定存在的、进行着思考的“我”是什么。他说,他可以想象自己没有形体,也不在哪个具体的地方生活,可是,他不能够想象自己不存在,因为他的思想证明事情不是这样的。从这一点出发,他得出了一个戏剧性的推理:

  我得出结论,即我是个东西或者物质,其本质或者本性就只有思想,而这个东西是不需要空间或者任何物质的东西或形体才能够存在的。因而,这个我因之而成为我的自我,这个思维,这个灵魂,是与形体完全不同的东西……尽管肉体不存在,这个灵魂也不会停止它现在所是的一切。

  这样一来,他一方面怀疑古代贤能者所说过的一切,同时又通过他自己的推理再一次建立了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

  可是,他是一个生活在17世纪的人,周围都是科学和科学在物质世纪里的知识爆炸,而且,与柏拉图主义者不一样,他认为有形体的世界不光是墓墙上的影子,而且跟思维一样真实,不是幻觉,而是它们所呈现的样子。他把这个观点建立在信仰之上:由于上帝使我们的思想有了形体和感觉,由于上帝不会欺骗我们,因而物质的东西一定存在,而且跟我们对它们的感知差不多。

  到目前为止,这还是纯粹的理性主义。可是,在那个时代,笛卡儿有一种准经验主义的倾向。他很清楚当时的新生理学的一些发现,他自己也进行过动物的肢解活动,观察过神经系统与肌肉的联系。在他看来,这些都类似圣日尔曼伦拉依皇家御花园中的一些雕塑品一样,它们在通过管道导来的水力的作用下,弄出了一些逼真的动作和声响。

  因此,他发展出了一套人类行为机械——水力学说。灌注进脑室或大脑里面的空腔的液体——我们今天知道这些是脑脊髓——他认为那是“活力”,是血液里面的一种纯度极高的元素,他认为这种极高元素中其较粗糙的部分,在它们到达大脑前已经被极细小的一些动脉过滤过。(这是他在希腊人的pneuma概念上发展修正得来的,它是指一种气体,是灵魂的基本物质,在神经系统中循环。)由于神经系统从大脑向身体的各个部分发散,活力也一定是从大脑向神经流动的(跟希腊人一样,笛卡儿也相信神经是空的,当时显微镜还不存在),并在到达肌肉时使其肿涨并运动。

  他想象,活力的流动也一定给消化、血液循环、呼吸和一些心理功能提供了动力,如感觉印象、爱好和激情以及甚至记忆。后者尽管只是思维的一个功能,他也用机械术语来解释。如同在亚麻布上用针刺的一些洞,当针拿走后,洞还留在原来的地方一样,重复的经验也在大脑上留下一些小洞,因而也就对活力的流动产生更多的接纳可能。笛卡儿因此就把阿奎那(从亚里士多德那儿提取出来的)有关灵魂有一些“生长性”及“感知性”的功能的学说搁置一边了。在笛卡儿的系统里,这是纯粹理性的,而其它的一些功能则属于肉体。

  他的机械-水力学说在细节上尽管是错误的,可是,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几近正确:它把肌肉的控制归因于从大脑经过输出神经传出的刺激。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其它一些猜测。他问自己,是什么东西使活力向肌肉流动的呢?他又一次拿皇家花园里的自动装置打比方。行人踩到隐藏的踏板上时,就会打开水龙头,因而启动了这个装置。他说,在生物世界里,感觉刺激也起同样的作用,它们会给感觉器官提供压力。这个压力在通过神经转输进大脑以后,会打开一些特设的阀门,因而引起这种或那种肉体活动。笛卡儿因而成为第一个描述后来叫做“反射”现象的人,即某种特别的外部刺激会引起机体产生某种特别的反应。

  然而,机械-水力学说没有解释意识、推理和意志。笛卡儿相信,那些较高级的大脑活动一定是灵魂(或者思想)的功能。这个会思考的灵魂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和思想的呢?他说,在它与肉体在有生命的时期共同存在时,它通过肉体的感觉、激情和记忆获取一些思想,而且它还会从所记住的感觉印象当中制造一些信息——想象的物体、梦幻及类似的东西。可是,它最为重要的思想不能够从这样一些来源得到,因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因而知道他的灵魂存在时,他从没有以感觉的形式体会到自己的灵魂。灵魂这个概念一定是灵魂本身的一部分。相似地,像“完美”、“物质”、“质素”、“一体”、“无限”和几何公理对他来说都是超然感觉经验之上的,因而就必须是从灵魂本身得来的。它们是天生的。

  想当然,他会补充说,这些一些与生俱来的思想不是在一出生的时候就以成熟的形式存在的,灵魂有一种针对经验产生反应而形成思想的倾向或者习性。“它们是由自然养殖的、原初的真理细菌。”感觉印象使我们在自身发现它们。例如,一个小孩子不知道“从等数中减去等数,余数还是等数”这个普遍真理,除非你给他一个例子。

  他的肉体灵魂二元概念提出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当肉体和灵魂在生命期间互相锁定的时候,它们是互相起作用的。肉体的经验会在灵魂中产生激情,而灵魂的思想和意志会引导活力的流动,产生情不自禁的行为,可是,这种相互作用是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发生的呢?无形体的灵魂,它既没有固定的东西,也不占据什么空间,它是怎样与有形的肉体相连接,并接受它的感觉和经验或者对它施加任何影响的呢?

  早期的二元论哲学家们忽略了这个问题,而有生理学意识的笛卡儿却不可能。从他和其他人的解剖学研究当中,他知道,大脑有两个同样的半球,可是,在它的深层,有一个很小的腺体(即松果体);因为这是个单独的东西,就像灵魂本身一样,而且因为它在大脑里面的位置关系,在他看来,这是灵魂和肉体的显示的连接之处。他猜测,由于其在大脑中的位置,“其最为轻微的运动也会极大地影响活力的流动,反过来说,活力流动的最轻微的变化也会极大地影响腺体的运动。”尽管他从没有解释有形的松果体和无形的灵魂是如何发生接触的,但他确信,它们的确是有接触的,而且灵魂是通过这个腺体来影响肉体的,肉体亦是如此影响灵魂的。

  思维的全部活动(即灵魂)是这样构成的,即它如果期望某种东西产生,它会通过与其紧密连接的小腺体来产生符合意愿的合适结果……(反过来)大脑里面被神经激发的(腺体的)活动会以相反的方式影响灵魂或者思想,而思想是按照运动本身的各种变化与大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因而,肉体就在灵魂里面产生诸如爱、恨、恐惧和欲望等的感情。灵魂有意识地思考每一种感情,并自由地对其产生反应,或者,如果它认为某种感情是己所不欲的,还可以忽视它。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犯错误呢?笛卡儿说,并不是因为灵魂选择要去犯错误,也不是因为灵魂出现了自我冲突,而是因为极度的感情也许会造成活力的“混乱”,因而覆盖掉了灵魂对松果体的控制,激起与灵魂的判断和意愿相反的反应。

  可是,笛卡儿提出其心理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显示如何通过理智和意志来控制感情。他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忠告,如当强烈的感情被激发起来时,人应该有意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直到这种感情消退下去,这时候再来作出一个决定,看怎么办。他就控制感情所说的很多话都在这个水平上,这是他的心理学当中最没有意思的部分。

  他把感情分为几种,可没有对其起源提出任何有见解的理论。共有六种原初的感情——惊奇、爱、恨、渴望、喜悦和悲伤——其余的都是这些感情的合并或者组合。他对感情的讨论不像他对第一哲学原理的描述那般具有戏剧性,而是一些概念式的味同嚼蜡的一些东西:

  爱是灵魂的一种情绪,由活力的运动引起,它会激起灵魂将自身情不自禁地与看起来易于接受的一些东西连接起来。而恨是由活力引起的一种情绪,它会激起思维产生从看起来会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一些物体中脱离出来的意愿。

  尽管笛卡儿对肉体与灵魂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解释错得厉害——在人类身上已经产生退化的松果体对输入和输出的神经冲动都没有影响——机械细节也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的灵魂和肉体学说,他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分开的实体、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在一个活人身上产生一时和谐、一时竞争性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竞争是人类存在当中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个学说极大地影响了人类进行的自我了解,但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步。心理学史学家雷蒙德·番切尔总结了笛卡儿二元论的优缺点:

  一方面,他宣扬说,人是一台机器,可以通过自然科学加以研究;另外一方面,他又说,人类禀性当中最有价值和最非同一般的特征,即灵魂,只有由通过理性的沉思才能理解。再接着,肉体和灵魂之间的相互作用被说成是可以通过解剖学推理、心理学内省以及尤其空洞的逻辑分析推论出来的。

  尽管笛卡儿的立场当中有很多难以立脚的逻辑困难……可是,大多数人——至少在西方——还是认为,他们的思想和肉体是分开的,但多少也是它们自己许多方面的相互影响。这增大了笛卡儿学说的力量。不管里面有什么错误,他的相互影响式的二元论牢牢抓住了西方人的想象力,以至于人们认为它的学说想当然就是对的。任何科学门类里面都没有哪一种学说曾达到过这样的成功高度。

笛卡儿主义者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笛卡儿的一些信徒们试图修正他的心理学,他们通常被称作笛卡儿主义者。他们希望解释非物质的、不占有任何空间的一种东西是怎样对物质的、三维的松果体产生影响的,或者是怎样反过来产生影响的。

  他们主要的方法是要暗示,实际上,肉体与思想之间并不存在互为因果的接触关系;上帝会保证,在一边脑球里产生的不管什么东西都会伴随着另一边脑球发生同样的事情。这个学说看起来会使上帝劳作不停,为每个人经营两个世界,可是,一位聪明的笛卡儿主义者阿诺德·海林克斯(162-1669)提议说,肉体和思想就像上帝上足了发条的两座钟,它们会彼此十分谐调地走动,在此之后,上帝不再需要做任何事情。精神的现象只象是在产生物质的反应,自然的经验会产生精神的反应,可是,事实上,每种系列的现象都只是在与另一半完美的同步运动中发生的。

  不管这种被称作“平行主义”的理论,是否最好被认为是形而上的纯粹哲学、神学或者很奇妙的废话,这都显然是在心理学的范围之外的,让我们一笔带过,就此了事。

斯宾诺莎

  可是,我们决不可错过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作品,他通过纯粹的理性方法,对自由意志、因果关系和灵肉关系问题得出了与笛卡儿完全不同的结论。他就是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一位温文尔雅的荷兰塞法迪犹太人,伯特兰·罗素称他为“伟大的哲学家当中最高贵、最可爱的一个”。他的《按几何顺序示证的伦理学》(1677)是所有哲学著作当中最具苦行理性主义特征,但又是最为崇高的。

  但是,他对心理学的影响却是有问题的;一些学者认为影响很大,另外一些人认为不太大。这些意见互有长短,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伦理学》,斯宾诺莎在这部著作里讨论了心理学上的一些问题,但它艰涩难懂,里面全是一些几何学上的表达方式(公理、命题、实证和“证明完毕”),还有大量纯粹哲学的术语。可是,更多的却是因为,他关于宇宙以及心理学的一些思想,一些人认为如此现代,另一些人却又觉得老掉了牙。

  他最为现代的思想是对上帝的定义:斯宾诺莎使上帝与宇宙以及宇宙里面的万事万物等同起来,一切都服从宇宙的法则,因而也无法干扰事物的正常秩序。结果,斯宾诺莎就被很多人严厉斥责为无神论者,而另一些人又因为他在万事万物中都看到上帝而赞扬他。哲学家乔治·贝克莱主教认为他是一个“邪恶的”人和“我们这个摩登时代里不信教的人的罪魁祸首”,可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戏剧学家诺瓦里称他为“der GotbetrunkeneMensch”迷醉于上帝的人。关于他的心理学,保持有两种同样分歧的意见都是有可能的。

  斯宾诺莎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会堂里接受过犹太式的教育,他一家生活在这座城市。可是,他有一颗学者的探求知识的头脑,20岁上就掌握了拉丁语,研习过哲学,而把会堂里的事情抛置脑后。犹太社区的头儿们害怕他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徒,因而决定,如果他掩藏自己的信仰,并不时地来一下会堂,每年可以给他1000弗罗林的年金。一种不足信的传闻说,他当时不接受这个提议,他们就想暗杀他,可最后没有成功。可是,有一项是史实,即他们把他赶出社区,并用约书亚曾经咒过杰利科和以利沙咒过一群嘲笑过他,后来被母熊吃掉的孩子们的咒语来诅咒他。斯宾诺莎的自传当中惟一有趣的这段驱赶和诅咒,并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他在阿姆斯特丹,后来又在海牙过着安宁和风平浪静的生活,靠当磨镜片师傅和家庭教师维持贫穷的生活,大部分成年生活就在一个单间里度过,也出门,但很少,45岁那年死于肺炎。

  斯宾诺莎深受笛卡儿哲学的影响,跟笛卡儿一样,他使用纯粹的推理演绎世界、上帝和思维的本质。可是,他发现笛卡儿有关松果体的理论完全不足信,而且缺乏证据,因此对他的灵肉相互影响解释没有什么帮助。他跟笛卡儿不一样,他相信自由意志,认为所有的精神现象跟自然世界的现象一样,因为有原因,因而也有前因,简单地说,他是个彻底的决定论者,如他自己在(伦理学)前几页中所言:

  公理3:从一给定的确定原因,得出一必然的结果;且,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给定一确定原因,则不可能得出一结果。

  命题29:大自然中不存在偶然事件,一切事物皆由存在并以某种方式行动这一神圣本质的需要而决定。

  示证:凡存在之物,皆存于上帝,可上帝不可称作偶然之物,因上帝必然存在,而非偶然存在。且,神圣本质之方式必然随之而来,而非偶然,视其为绝对亦好,抑或决定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也罢。

  得解释此生涩之语,“上帝”代表“宇宙”,“神圣本质之方式”代表“精神及自然的现象”,须以“非由它因而起”代替“偶然”。这样一来就很清楚了,斯宾诺莎的世界,包括人类精神活动,都是从属于自然法则的,而且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他就预测了科学心理学的基本前提。他还说,最为基本的人类动机是自我保存,这又一次预测了现代心理学的理论。然而,他的思想只是间接地影响到了心理学的发展,而弗兰茨·亚历山大和谢尔登·塞内斯尼克博士在他们的《精神病学史》一书中说,他对现代思想的影响“却是如此之广泛,他的基本概念已经成为普通意识形态趋势的一个部分”。而且以这种方式影响到了弗洛伊德和其它一些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

  除开这些基本的概念之外,斯宾诺莎的心理学在范围上很有局限,响应者亦廖廖无几。他讨论了感觉、记忆、想象思想的形成、意识等等,可关于这些东西几乎没有说出任何新鲜的东西。在给“思想”和“智力”定义的时候,他的结论简单得吓人:“思维”只不过是我们所体验到的一系列感觉、记忆和其它精神状态的抽象术语,而“智力”也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或者意愿的总和。

  然而,这些话题并没有引起他的关心,他在心理学中的兴趣只与感情(情绪)有关,尤其是与我们如何通过理解其成因从其束缚中解脱出来。他对情绪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笛卡儿为范本的。他说,共有三种基本的情感(笛卡儿说有六种)——喜悦、悲伤和欲望——共有四十八种不同的情绪从这三种感情的相互影响中得出,其中有日常生活中的愉快和不愉快的刺激。

  这些解释虽然足够有理,可是,它们是纯粹的逻辑,而且很肤浅。它们对于今天心理学家们所理解的无意识动机、儿童成长、社会影响或者其它一些情感行为上的事情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跟斯宾诺莎其它论及心理学的作品一样,这些段落如果不是又一次因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决定论,则有可能会由阿奎那写出来。

  在一个方面,斯宾诺莎的心理学与现代心理学有很大的冲突。尽管他是一元论者,认为思想和物质是同一个基础事实的两个方面,可是,他认为,灵魂和肉体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肉体不能够决定思维怎样思想,思想也不能够决定肉体是否运动或者休息。”(《伦理学》,第三篇,命题2)。相互影响也没有必要,因为两者都是从同一个现实而来。沃森教授称斯宾诺莎的教条为“一元论的平行主义”,并作出如下总结:

  每一种肉体现象都与一种精神现象共存,且与之谐调相处。肉体和灵魂互有关系,可是,它们对彼此不产生影响,就像镜片的凸凹彼此无涉一样。明显的相互影响来自我们这一方面的无知,并且显示出行为的偶然性。它是一个表面的问题,而不是现实的反映。

  这样,尽管他有现代宇宙观和决定论,对肉体与灵魂的相互关系的解释却很像海林克斯的两座钟的理论,而且同样不现实和充满幻想。斯宾诺莎的平行主义影响到19世纪的一些德国哲学家,可是,它已经从现代心理学中彻底消失了。

  所有这些并不能削弱他的伦理学,它的基本主张——即通过我们自己的知识以及我们的情感的动因,我们可以逃脱它们的束缚,并作为一个完人而生活——却是有效的,而且总是那么具有启迪作用。可这是其它一些著作的话题,本书可略过。

经验主义者

  我们只得跨过英吉利海峡才能找到一种绝然不同的哲学环境和心理学种类。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神秘主义学者、学究和形而上的玄思者,可是,在过去的至少4个世纪里,这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大多数都还是现实主义的、讲求实际的,而且实事求是。到17世纪早期的几十年,英国思想家们在寻求知识的途中是很典型的符合常识而且凭经验办事。他们依靠实验,或者,如果这一点不可能的话,他们会依靠日常经验和良好的判断来行事。皇家协会敦促会员们以“工匠、农夫和商人(而不是用)智者和学人”的话来交流。这个协会的第一位史学家托马斯·斯巴拉特主教骄傲地说:“我们的气候、空气、天气的影响。英国血统的构成,以及大洋的拥抱……都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实验知识的家园。”

  不管这些影响或者微妙的社会因素是否能够解释英国的经验主义倾向,可是,无疑,它当时是存在的,现在也同样如此。在心理学上,它产生了一系列原型心理学家,他们抛弃了笛卡儿的天生知识的教条,而且一边尽职尽责地宣扬上帝和灵魂,一边就人类精神活动和行为提出一些尘俗的看法。他们之所以被称作经验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进行实验的一些人(他们不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跟自然科学家不一样,他们不知道如何进行心理学实验),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思维是通过经验的办法来发展的;思想来自经验。先天论者(天生思想的信仰者)和经验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17世纪又以新的、更尖锐的形式出现,并且一直持续到最近。

霍布斯

  英国第一位经验主义心理学家是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不过,他主要还是以一位带政治倾向的哲学家而闻名的。他是一位教区牧师的儿子,他母亲因为听说西班牙舰队的事件受惊而早产。他说,这对他生性懦弱是有关系的:“我和害怕是一对孪生儿。”而他的懦弱,或者至少说是他的同伴天生就令人害怕的感觉,是他因之而著名的反民主政治哲学的根源所在。

  霍布斯在内战和英联邦的一些动荡年代里写作了《海怪》(1651)一书,他在书的头几页说,所有的人在本质上都是其他人的敌人,只有放弃自我决定的权力,交给一个独裁政府,最好是君主制,他们才能彼此相安无事,繁荣发达。如果没有“恐怖”,没有这样一个统治政府通过它来强制推行文明的行为,生活不可避免地就会是“孤寂、贫穷、可憎、野蛮和短暂”的。这种阴沉的哲学不是一个病恹恹的、心怀叵测和不适应环境的人,而是一个高个子、漂亮、生性活泼、与人友善,而且在其整个漫长的一生中特别健康的人建立的。

  霍布斯形成这样一种保皇党的思想不是因为对人类的厌恶,而是另有原因的。他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后来有许多年是给卡文迪什家族的好几个儿子当家教(他的学生之一后来成为德冯郡的第一位伯爵,另一位学生成了第三位伯爵)。在英联邦时期,他与逃亡的保皇党们生活在一起,并教授未来的查尔斯二世。

  他有这样的一些联系也算是幸事一桩。他献身于科学,是位明确的决定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在他的晚年,一群主教在议会里起诉他是无神论者,有亵渎神明和不敬神的罪行,并提议将这个白发苍苍、威武不屈的人烧死。可这项起诉没有形成法案,议会否决了一项禁毁《海怪》的议案,国王还给了他一份年金,他很知趣,使自己的思想和文笔不那么具有煽动性了。尽管“霍布斯主义”许多年以来在牧师和信教的人中间被滥用着,但他本人却过着安宁的生活,继续写书,70岁还打网球,80岁译荷马,近92岁才死去。

  不是因为霍布思有关人类本质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使他在心理学的殿堂里谋得了一个座位。他造访过伽利略,为其物理学所深深打动,霍布斯得出结论说,所有的现象都是运动中的物质,把这一观点运用到心理学,他推断,所有的精神活动一定是神经系统里的原子的运行和大脑对外部世界的的原子运动作出反应而产生的运动。他没有解释原子在大脑里面的运动是如何形成了一个思想的,他只是简单地强调说,这是可能的。直到今天,心理学家们才到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边缘。

  霍布斯大胆地宣布,宇宙的任何部分都不是无形体的,“灵魂”只是“生命”的比喻,所有把无形的物质说成是灵魂的观点,都是“空洞的哲学”和“有害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废话”。很自然,他藐视大生思想的教条,因为这必须是建立在无形的灵魂之上的。他说,思想里面的一切都来自感觉经验:复杂的思想是从简单的思想来的,简单地思想是从感觉而来的:

  考虑到人的思想……很简单,它们是不依靠我们而存在的一个物体的一些本质或者其它事件的表达或者展现,人们常常把它叫作物体……它们的起源是这样一些我们称作感觉的东西,因为在人的头脑里,没有哪种概念不是在开始的时候全部或者部分地由感觉器官形成的。其余的部分都是从这个起源处得来的。

  当然,这个概念并不新颖。阿尔克迈翁、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德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提出过这个观点,还有其他一些可是,霍布斯比他们走得远些,他使用到了后来称作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物理学原理,用它来解释感觉印象是如何成为想象、记忆和普通知识的:

  一个物体一旦进入运动,它就会永恒地运动起来,除非别的某种东西阻碍它;而阻挡它的不管什么东西都无法在一刹那间,(而)只能分次分等级最终完全消灭它;而且,如我们在水中所见,尽管风停下来了,可水却在很长时间以后才不再起波澜了: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个人的思想内部的运动之中,这样的话,当他看见某物、梦想到某物等的时候,亦是如此。因为当物体被移走的时候,或者眼睛闭上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保留看见过的物体的影像,虽然并没有我们看见它的时候那么清晰。而这就是拉丁人叫做想象的东西……(它)因而也就只是逐渐消失的感觉……当我们表达这个消失的概念,并指明,这个感觉正在消失,变成旧的、过去的感觉时,它就称作记忆……很多的记忆,或者对许多事情的记忆,被称为经验。

  霍布斯预知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可以设想一些从未见到过的事物。这种现象,他早就准备好了解释:

  我们根据以前通过感觉感知到的那些事物而形成的印象是简单想象,如一个人想象他以前见过的某个人或者某匹马。而其它的则是合成的;如我们在某时看到一个人,在另外的一个时候看到一匹马,因而就产生了半人半马的想象。

  霍布斯表达的经验主义心理学,虽然尚未成熟,而且是以假想的生理学为基础的,可它是一座里程碑。它第一次试图解释感觉印象如何转变成较高级的思想过程。

  他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开路先锋:他是第一位现代联想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和维夫都曾说过记忆是通过某种连接调出来的,可是,霍布斯的贡献是,他说得更清楚一些,更具体一些,尽管也是不完全和不成熟的。虽然他使用的是“概念的系列”而不是“联想”这些词,可他是这种传统之中最早的一位,该传统最终还导致了19世纪的实验主义心理学和20世纪的行为主义。

  “不管一个人在思考什么,”他说,“他的下一个思想并不存在看上去的因果关系。一种思想与另一种思想的连接并非毫无区别。”他又一次把物理学当作一个例子,把思想的连接比作物质的“连续性”,一种思想紧接着另一种思想,“其方式有若平整桌面上的水,手指牵动水的任何一部分往哪边跑,整个水就往那边跑。”可是,我们把这个比喻搁置一边,会发现他对联想如何发挥作用的解释是真正富于心理学意义的。有时候,他说,思想的系列是“没有向导”,没有计划的,而另一些时候又是“有所约束”或者是强制性的,如我们有意记住某东西或者解决某问题时一样。因而,他预测到了现代人对自由联想与有所控制的联想之间的区别。

  就思想从一个念头到另一个念头之间的连续性的解释,他所举的例子跟现代心理学中的任何文献一样恰当。如在《海怪》中:

  谈到我们目前的内战,还有什么比提出罗马便士值多少钱这个问题更为不妥当的呢?而这个连续性在我却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想到战争,因而就想到了王位让与敌人;这个想法又带来背弃基督的想法;这又引发了30便士这个背叛的价码;因而很容易就得出这个恶毒的问题,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刹那间完成的,因为思想的速度是很快的。

  而在他后来的作品《论人性》(1658)中,他说记忆当中任何两个思想的连接都是第一次体验到的偶然因素的结果:

  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之间有连续性或者顺序的原因,是一个感觉产生出这两个概念时的第一个连续性或者顺序:比如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从圣安德鲁想到了圣彼德,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列在一起,从圣彼德想到石头也是同样一个原因;从石头想到基石,到教堂,再从教堂到人群,从人群到拥挤;按照这个例子,思想也许可以从任何事物联想到任何别的事物。

  这只是联想主义心理学的一粒种子,可它已经落在了一块肥沃的土壤上了。

洛克

  尽管霍布斯是英国心理学中第一位经验主义者,可是,中年后出生的约翰·洛克(163-1704)把这个原初的学说发展下去了,因而常被人称作“英国经验主义之父”。他也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作为后者,他极力主张与霍布斯类似的学说,然而作为前者,他却有极为不同的主张。

  在社会政治体制上,他辩驳霍布斯的理论,他文采横溢地说,某些天生的权利,如自由,在人从自然状态转向社会生活的时候不应该放弃掉。他的思想体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中。

  洛克的自由主义一部分是因为家庭的背景,一部分是由于个人的经验所致。他父亲是清教律师,还在儿童时期,洛克就知道作为少数不受欢迎的人是什么滋味。可是,后来,他因为清教徒中有很多人取得了胜利而产生了幻想,最后成了维持国王及国会之间平衡的天才的代言人,而且是全英格兰宗教宽容的倡导者不过,不能算是全英格兰,他把全英格兰分成了几等人,划有界线,分为无神论者、一位论派和穆斯林。

  在牛津大学,他研究了哲学,崇拜笛卡儿的著作,可是又受到实验科学的吸引。他在牛津教了几年书,认识了伟大的化学家罗伯特·玻意耳和著名的医学科学家托马斯·西德纳姆并与之工作。这诱使他研究医学,并于1667年成为后来当上了莎夫茨伯里第一公爵的安东尼·库伯的私人医生和总顾问。从此以后,洛克就走入政治,并在威廉和玛丽统治期间出任各种政府职位。

  从他的肖像上可以看出,他有一张长脸,很严肃,我们还听说,他的确非同一般人,非常整洁,会控制自己,节俭,而且有节制。但他也是一位颇善交际的人,交了很多好朋友,还喜欢孩子。尽管从未婚娶——笛卡儿、斯宾诺莎、霍布斯和17世纪其他的一些哲学家们也都终生未娶,这个现象值得做一篇博士论文-不过,他在牛津大学却是有过一场恋爱的,对此,他说:“几乎将我的理智摧残。”情事结束时,他的理智恢复了;哲学和心理学比起他再也没有经受过的这类损失还是丰富得多。

  在洛克的许多著作当中,值得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理智论》。1670年,他和一帮朋友在他的艾克斯特之家(莎夫茨伯里的家)非正式地聚会,讨论剑桥一些柏拉图主义者有关上帝及永生的思想是天生的这样一个观点。洛克在《人类理智论》的前言“至读者的信”中讲述了这次会见:

  有五六个朋友聚在我家里,讨论一个(离人类的理解)

  十分遥远的话题,发现他们自己绕过来自各方的一些困难很快达到一致观点。我们有一阵子不知所措,对自己深感困惑的一些问题束手无策,这时,我突然想到,我们的路线走错  了。在我们探索自然的本质时,我们必须理解我们自己的能力,设定我们的理解目标,或者不便处理的问题。我对大家说了这样的意见,他们都乐意地接受了。

  洛克猜测,下次开会的时候,一张纸将足以包含他所要提供的单子,里面会有有关思维本身可以理解的一些精神过程。结果,他花了近20年的时间和数百页记满了各种观察和结论的纸张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在英格兰和流亡期间,在和平年代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期间写作的《人类理智论》最终于1690年出版了。这本书使他立即蜚声学术界。在14年时间内,这本书再版了4次,是客厅谈话的题材,而且确定了英国哲学和心理学的方向。它也使他臭名昭著。他反对天生思想,坚持认为灵魂是无法了解的思想引起了柏拉图主义者和牧师的愤怒,他们早就因为他倡导宽容而深感不快了,这次以因为他说些对无神论者有利的话而猛烈地攻击他。时间作出了公正的判决:他的《人类理智论》成为现代思想的主流之一,而反对者的东西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垃圾堆中了。

  洛克的《人类理智论》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它解释了我们如何获取知识,其余的部分不关我们的事。他采取跟他的先辈们不同的方式探索思维如何从知识中得来。首先,跟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不一样,尽管他学习过医学,他并没有去思考“我们精神的运动,或者我们肉体的变化”,通过这些东西,我们会得出感觉、感知、或者思想。他也没有去思考生理学是否还处在一个原始的状态,或者心理学过程是否可以在一个宏观的水平上加以考察而不管微观的情况,正如人们可以研究波浪的机械运动而不必注意构成波浪的分子的运动。

  他也没有依靠正式的演绎推理,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所进行的。反过来,他尽量利用当时能够得到的经验的方法来检查他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包括不同年龄的孩子,问自己说出现了什么现象,以什么顺序发生,才得出了知识。他还进行了至少一次著名的实验。他先把一只手放在热水盆里,另一只放进冷水盆里,之后,再把两只手都放进一只温水盆里,这样,一只手感到热,另一只手感到冷。这说明,一种感觉起因的本质是一样客观的,可是,我们的感觉却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实质的复制品。

  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击天生思想的教条。笛卡儿认为,关于上帝的思想一定是天生的,因为我们没有直接地体验过上帝,对此,洛克回答说,它不可能是天生的,因为有一些人没有这样的思想。他提供了一种虔诚——但是属于经验主义的——变通办法:我们从“在各种创造物中体现出来的超级智慧和力量……中得出上帝的概念”。也不可能有正确与错误的天生概念;历史为我们显示出来的道德判断范围是如此广泛,它们一定是通过社会的形式获取的。哪怕有些思想是万有的,如果能够找到其它一些解释,则它们也不是大生的。而且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是找得到的。他会显示出“理解在什么时候也许会具有它所有的思想”。作为证据,“我会希望每个人借重他自己的观察和体验”。

  接着,他提出了经验主义心理学最原初的一个原理:“让我们假设思想(在出生的时候)是我们常说的一张白纸,上面没写任何字,没有任何思想。它是怎么载入内容的呢?……我回答,一句话,从经验而来。我们的知识都建立在经验之上,并从经验之中最终得出自身来。”

  (有人常说,洛克把新生儿的思想比作一块白板,可是,他没有使用这个词,那是阿奎那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翻译得来的一个词。)

  洛克说,人的“思想”有两个来源(“思想”这个词,他用来指从感觉到抽象概念之间的任何东西)。它们是感觉和回忆(思想对其所获得的无论什么东西的操作,按他的话说,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所有不同的行动”)。

  我们的感官把感觉传递至思想,他把这些叫做“简单思想”。从这里开始,思想逐渐形成“回忆的概念”(它自己意识到其自身具有的感知、思想、意愿、在事物之间进行区分、比较等等的能力)。从这两类概念的相互影响之中,得出其它的一切东西,包括那些最为复杂和深奥的东西。

  洛克然后花费大量篇幅来说明,要解释最为遥远和困难的一些概念,光有这些就够了。(他为自己冗长的说明道歉,可是,他说:“我现在太懒了,或者太忙了,不可能把它弄得更短。”)他解释了思想如何考虑一些简单的概念,如何把它们放在一起形成复杂的思想;如何在简单和复杂的思想之间进行分别。我们注意到一些不同的物体(一张帆,一块骨头,一杯牛奶)所共有的一些特质,并有意地排斥掉其不同的地方,从而形成比如白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同样,我们最终会形成象无限、同样与多样、真理与谬误这样一些抽象概念。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是有根有据,无懈可击的,可在这个系统当中有一个严重的漏洞。这涉及感官感觉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是存在于思想之外的事物的正确反映?洛克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来怀疑我们具有对周围世界的正确知识。他跟随笛卡儿一样的确说过,上帝不会误导我们,可是,他的话音里面,虔诚的成分没有常识的成分多:

  创造了我们大家的、无限睿智的上苍,以及我们周围的一切,已经调正了我们的感觉、才能和感官,使其适宜生活的便利和我们在此所做的营生。通过我们的感觉,我们可以了解并区分事物;检查它们,并使其适宜于我们的用途……这样的一种知识,它合适我们目前的状况,我们是不需要才能才可能以获取的。

  但是,他就感觉问题的讨论在两个方面引起以后的心理学家们的麻烦。

  (洛克没有对感觉和感知加以区分;这种区分直到近两个世纪以后才有了辨别。)

  首先,他接受了我们所感知到的物体的“原初”素质和“次等”素质之间的差别,远至阿奎那,近到笛卡儿、伽利略和牛顿都接受过这种区别。原初素质都是些不可与其物体“区分”的素质,不管它们的变化有多么大;它们在我们身上产生最简单的固体感觉、延伸感觉、样式、运动或静止以及数量的思想。“拿起一粒谷子,”洛克说,“把它分成两半,每部分仍然有固体感觉、延伸感觉、样式和活动感。”而次等的感觉,如色彩、声音、味觉和气味,并不以我们感知它们的形式存在于物体之中,而是这个物体的原初素质在我们身上引起的一些感觉。一枝紫罗兰在黑暗当中不是紫罗兰,只有当它在我们身上引起那种颜色的感觉的时候,它才是一枝紫罗兰。洛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其次,如果我们的思想都是从感觉得来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感知到是东西,但不是其背后的真实——甚至真实都不一定存在。同样的,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思维本身是什么,我们只知道自己的思想的经验。洛克有理智的这一面是勇敢无畏的:

  感觉使我们相信,有固体的延伸的物质存在;还有思考,有会思考的物质存在;经验使我们确信这些东西的存在;人还有利用冲动来移动物体的能力,也有用思想去移动其它物体的能力;对这一点,我们不能怀疑。

  仅凭这简单地重新确任一次是无法说服其它一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他们愿意,或者不愿意找到一条证据,来证明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是否正确,或者在我们的感觉之外是否存在任何东西。

  洛克在思维本质的问题上是很模糊的。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信仰的原因,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异端邪说的罪名,他说,思维是存在的,但坚持认为,我们知道思维的程度绝不会类同我们了解在物体中感知到的一些素质之后的东西。事实上,在《人类理智论》中的一个著名段落里,他很慎重地提出,我们有可能想象,思维是一种不同的物质:

  我们知道有物质和思想,但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任何单纯的物质存在是否也会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在没有启示而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思想来思考的话,那是不可能发现,全能之神是否给某些系统的物质以恰当的方式赋予了一种感知和思维的能力,或者通过良好的衔接与固定形成一种姿势,使它们成为某种会思想而非物质的东西:对照我们的概念,根据并非远离我们的理解力,我们可以想象,上帝如果高兴的话,他是可以给某种物质硬加上思考的能力的,或者他甚至还可以给予它另一种具有思考能力的存在物。

  这使正统教徒们悖然大怒,他们控诉洛克,说他是个隐藏的唯物主义者,并控告他已经让基督教神学处于危险之中。洛克的心理学逃过了他们的攻击,而基督教也逃过了洛克的威胁。

  为此,洛克的名声就当之无愧了,他经常被不恰当地称作联想主义原初理论家。千真万确,他是用过“概念的联想”这个词组,而霍布斯和其它一些讨论过这种现象的、早期的思想家们都没有。可是,洛克处理过联想这个话题的那个章节只是事后的想法,是他的《人类理智论》第四版的附录。他整个的系统里面根本就没有联想这个概念。

  不过,他的确说过,我们可以把简单的概念合并成复杂的思想;他还说,在这样的合并当中,重复和快乐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是,他对联想的规律并没有只言半语的评论,也没有把这个话题当作可以开启大智的问题来探讨。他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仅止限于在一些疾病和日常生活当中,另外的一些奇怪的情境下所发现的不可理喻的思想过程。他讲述了一件事,说他的一位朋友做了外科手术(当时还没有麻醉剂),尽管对这位外科大夫心存感激,可事后不能忍受哪怕看他一眼,这大夫的脸与疼痛之间的联系太强了。他还说,有一个人在一间有口箱子的房间里学会了非常复杂的舞步,后来,他只有在一间有类似的箱子的房间里才会跳。

  可是,如果说洛克对联想这个概念的处理是有局限的,但是,他却刺激了别的人去找出这些思想的连接和顺序在思维当中形成的方式。最终,行为主义会把所有的精神生活简化到联想中去,而且,哪怕心理学挣脱了行为主义的主导之后,联想仍然是其主要议题之一。洛克的思想因为残余的纯粹哲学和神学的痕迹而罩有乌云,可是,他把心理学从哲学中解脱出来,导入了科学的方向。在《人类理智论》中,他以得体的谦逊写道,他希望这本书能够作出一些贡献:

  不要每个人都去想做玻意耳或者西德纳姆,而且,在一个产生伟大的惠更斯这样的大师和不可比拟的牛顿先生的时代……能够做一点基础的、清场子的工作,并把通往知识之路上的垃圾清除掉,这就算了不起的理想了。

  在他的情况来看,这种谦逊既没有得到承认,也算非常得体。

  洛克死于1704年,这是一个世纪的开端,严格的科学开始大步地跳跃前进了。最著名的几步是伽伐尼的生理学,伏特的电学,道尔顿的解剖学说,欧拉和拉格朗日的数学,赫歇尔和拉普拉斯的天文学,林奈的植物学,詹纳的预防医学,以及后来的卡文迪什、普里斯特利和卢瑟福分别发现氢气、氧气和氮。

  心理学再没有出现类似的大步前进,直到19世纪出现实验主义之后才开始。从大部分情况来看,18世纪的原型心理学家不是笛卡儿主义传统的理性主义——先天论者,就是霍布斯——洛克式传统的经验主义——联想主义者。然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确把这些概念都向前推进了一些,他们的方式影响到了心理学的未来。他们值得我们简约地认识一下,他们的贡献也值得我们略略回顾一下。

贝克莱

  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乔治·贝克莱(1685-1753)因之而成名的学说,总是会逗笑学哲学史课程的学生,并给教授们引用西塞罗语录的机会:“没有什么比某位哲学家说过的话更荒诞的了。”贝克莱的哲学是荒诞的,可许多人却记得它。他的心理学是合理的,可几乎所有人都忘了。

  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几乎全仗着28岁以前写的3本书。除此以外,他的生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出生在爱尔兰,在都伯杯的三至学院学习哲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24岁的时候被封为英国国教的执事,有几年旅行和布道经历,然后在爱尔兰科克郡当克洛因地区的主教,直到终老。

  贝克莱看过洛克的一篇短文,里面论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天生没有视力的人后来有了视力,他能不能仅凭视力就判断出球体和立方体呢?贝克莱受到启发,写作了他的第一本值得注意的书《视觉新论》(1709)。洛克认为那个人不可能判断出来,贝克莱同意他的观点,可是,他却因为这个刺激而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的分析是以联想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他说,光凭视力,一个新生儿是无法区分距离、形状、大小或者相对位置的。一个儿童学会判断空间感也决不是重复经验使然——碰触、伸展、行走。我们把视觉上的距离、大小和形态的线索与我们已经通过其它感官学习到的东西联想了起来。

  这个立论很合理,也是对感知心理学理论的真正贡献。另外,他把看似简单的深度感知体验细分为更为基本的一些感受,这就预示,或者也许是导致了后世心理的“分子”分析法——把所有体验按照其最简单的构成件进行分析的方法。

  可是,如果说贝克莱在感知心理学上是很现实的话,在他因之而成名的哲学理论上,他却是一位超凡脱俗的巨人。哲学一直以来就在给心理学家添麻烦;贝克莱的心理学却给哲学家惹下问题来。在他作为一个21岁的青年时,他就开始想到,物质主义的牛顿科学已经威胁到宗教了,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如果能够废掉物质主义的教条,形形色色的无神论者的“恶魔计划”就会不攻自破。

  对于一位21岁的青年来说,梦想打破物质存在这样一个全球的信仰——而且还要在25岁的时候出版名叫《人类知识原理》(1710年)这样一部阐释其梦想的著作——如果不算痴人说梦的话,这至少也是荒唐可笑的。(他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出版于1713年,以对话的形式重述了他的观点。)可是,贝克莱坚持到底,一直到得出最后的结论,即洛克在原初和次要品质之间所作的区分。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来自我们的感觉,那么,除了这些感觉以外,我们对于外部世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这都是些次要的品质。我们如何知道原初品质所以藏身的物质或者实质是真实存在的呢?在梦中,我们可以看见活生生的树、房子和群山,可这都是些错觉;我们为什么能够假设醒着的时候所具有的感觉就一定能够更好地证明有什么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呢?按贝克莱的话说:

  尽管可以说,团体的、形象的和可移动的物质可能不需要思维而独立存在,它们对应于我们对实物的一些想法,可是,我们怎么就有可能知道这一切呢?我们能够知道它,要么是靠感觉,要么是靠推理。至于我们的感觉,我们只有靠它才能知道感知存在的一些感觉……(至于说推理,)有什么样的推理能够引导我们去相信物体的存在,而不需要我们借以从中产生感知的思维呢?……可能的情形是,我们都受到我们现在具有的所有思想的影响,不过,如果没有这些思想,没有跟这些思想想象的一些思维,那就不存在什么物体。

  就我们到目前为止能够知道的来说,所存在的东西只是我们所感知到的。没有感觉到的东西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不同(这个说法将会在现代作为现象主义心理学而反复出现)。

  贝克莱可不是傻子;他在《人类知识原理》一书的前言中承认说,某些段落,如果断章取义地看,可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而嘲笑者们都曾说他没有道理,因为他宣布根本不存在任何类型的真实世界,所有的存在都只是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一棵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看见它了,当我们朝旁边看的时候,它就不再存在了。可是,贝克莱通过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拯救了整个世界,而上帝就是永恒的感知者,他同时在所有的时间里看到所有的事物。也许不存在一个物质的世界,可是,上帝所感知到的宇宙却是稳定和经久不衰的;哪怕在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事物时,上帝也看见了,因此,当我们不再看这个事物时,事物却并没有停止存在,哪怕我们已经停止看它了。20世纪的英国神学家罗那德·诺克斯神父带着佩服的神情,用一段著名的五行民谣总结了贝克莱的观点:

  四人院里早已空荡,

  智慧之树却还在生长,

  有位年轻人无心发问,

  事到如令,

  上帝必定是惊讶万状。

  (有位无名人士这样答复:

  亲爱的先生:

  您的奇怪真正是走样:

  本人就在四人院里逛。

  智慧之树因而还在原地,

  因为忠实上帝还在注意,

  就是我这读者热心快肠。)

  贝克莱的理论对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都是一个大问题,他们发现,就这些话本身来说是无法回答的。许多年以后,当波士威尔与约翰逊博士于1763年8月的一天散步的时候,前者请教后者说他应该如何反驳贝克莱理论。约翰逊博士狠劲踢了一块大石头一脚,可被反弹回来,他说:“我就这样反驳它。”他本应该知道得更多的,贝克莱有可能会这样回答他,石头的紧固性和质量,以及约翰逊从石头上面反弹回来,这些只不过是由上帝灌入他头脑中的一些感觉,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什么物质性的东西引起的。

  还有比约翰逊博士更为微妙和更好的回答,可是,没有谁的回答比体谟的回答更为简洁,更为有理智:他说,贝克莱的观点“不容许有任何答案,也不会让人产生确信”。

休谟

  可是,大卫·休谟(1711-1776)本人在他的心理学作品中也给哲学和心理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苏格兰复兴运动中最耀眼的明星。

  在苏格兰,如在西方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复兴运动是18世纪流行的哲学运动,其特征是对科学和理智的依靠,对传统宗教的质疑和对全球人类进步的信仰。休谟在童年时代从两个方面看不出他怎么有可能成为这个运动的权威人士:他出生在爱丁堡一个优越的长老会家庭,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卡尔文教的神学观点。作为一个小孩,他看上去很木讷(他自己的母亲说他是个“很精细,天性良好的火山口,但是,脑袋瓜子却不怎么灵”),不过,这种木讷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迟钝和身体过重的倾向而造成的错误印象;他很聪明,12岁就进了爱丁保大学。至于他的卡尔文主义,在15岁的时候,他已经就在热切地阅读他那个时代的哲学著作,而到18岁的时候,他已经就成了卡尔文主义的叛教者。后来论及此事的人说:“自从他开始阅读洛克和克拉克的作品以后,他就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信仰的快乐了。”

  休谟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因而只继承了很少的遗产。他因此而攻读法律,可一点也不喜欢法律,以至于后来差点精神失常。他觉得商人办公室里的吝啬也同样难以忍受。23岁时,他决定靠当哲学家谋点饭吃,因而去法国谋个便宜生计。他在拉弗莱奇安顿下来(笛卡儿曾在这里学习过),然后,虽然没有能够上大学,可他终于说服了耶酥会,让他使用这里的图书室。仅在两年时间内,他就完成了他的两卷本《人类天性论:实验(牛顿)推理法引入道德主题的尝试》(1738年),在这部著作里,他第一次引入了自己的心理学。

  他原指望这本书能带给他巨大名声的,可当这本书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时,他感到痛心万分。

  (后来,他又重写此书,改成更简单一些的形式,效果稍为好些了。)

  他被迫谋一个生计,因而给一位年轻人当了一阵子辅导教师,然后成了詹姆斯·圣克莱将军的私人秘书。在这个岗位上,他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穿上了红色的制服,吃得好,慢慢发胖了。一位访问者描述他说,他生就一张又宽又胖的脸,“除了愚钝以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而且他的身材更像是一位地方官员,而不像一位精细的哲学家。可是,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相貌有时候是骗人的,休谟不多久就存足了一笔钱,可以专心写作了。他成熟年代创作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和宗教著作给他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名声。在法国,虽然他长得腰圆体胖,可很快便成了各个沙龙的座上宾,而且得到伏尔泰和狄德罗的称赞。在伦敦,他的家成了沙龙,亚当·史密斯和其它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经常光顾他家,大家一起高谈阔论,无话不说。

  朋友和熟人认为他很聪明,很友善,从善如流,极有耐心,他对自己也是这么看的,他还说自己“是个宠辱不惊,自有城府的人。”(他23岁的时候让一位年轻妇女怀孕了,在37岁时双膝跪下追求一位有夫之妇的伯爵夫人,未果。)虽然他不喜欢斯宾诺莎,因为他是位无神论者,可是,他自己到底也还是位怀疑论者。波士威尔在他因直肠癌而卧床垂死时间他说,他现在是否不相信有一个来世在那里,休谟回答说,那是一个“最没有理智的幻想”。说到底,休谟是位彻底的复兴主义者。

  休谟写作《人类天性论》的主要目的是要开拓出一套基于“有关人的科学”的道德哲学来,指的实际上是心理学。因此,他努力建立了一个人类激情和我们对激情的看法的理论,这就使得他要去了解,我们的思想来自何处。他以一位真正的经验主义者的方法来探索这个问题:“因为有关人的科学才是其它科学惟一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能够给这门科学本身的坚实基础就必须以经验和观察为基础。”

  当然,尽管休谟大量引用和批评了其他人的作品,但他最主要的依靠还是自己的内省式观察。作为一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不容分说地排斥了所有有关非物质灵魂的本质的问题——对笛卡儿来说一度是如此重要的那个会思想的“我”——他宣布,灵魂的本质是“一个非智力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讨论。他自己对这个有意识能力的自我的看法是以对他本人的思想过程仔细的观察为基础的,他认为,思维完全是感觉构成的:

  当我以非常私密的态度进入这个我叫做自我的东西里面时,我总是会不小心跌落在这个或那个特殊的感觉上面,或冷或热,或明或暗,或爱或恨,或痛苦,或快乐……我斗胆妄言,全体的人类也莫不如此,他们也不过是一大堆不同感觉而已。

  休谟在“印象”(即他表示感觉或感知的用词)和“思想”(同样的一些经验,但实体不在场,比如在回忆中、思考中,还有在梦中)之间作了区分。跟洛克一样,他说,这些简单的元素是一些复杂和抽象的思想形成的构件。可是,以什么方式呢?在这里,他远远走在比洛克更远的地方了。必须有个“联合的原理”,他推想,这个原理采取三种形式:“一些品质,即这种联想所产生的东西,通过这些东西,并以这种方式,思维被从一种思想传递至另一种思想,这些品质就是三个东西,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似性、连续性以及因和果。”

  通过这种联想,或者通过这三种特性而合并起来的思想,在休谟看来是思维的基本原则,它对其运作的重要性可与地心引力对星球的运动的重要性一样。他甚至还把联想称作“一种吸引”,它使思想互相连接起来。因此,在联想这一点上,他比洛克认识得深刻些,因为洛克依靠联想时,主要是为了解释思想之间不正常的联接,但不认为它是普遍的精神过程。

  到目前为止尚且无事。可是,尽管休谟确信他自己已经找到了思维的基本科学法则,他还是进而削弱了这门科学本身的基础,因为他对联想的三种力量之一进行了解释,即何为因、果。他并没有像常说的那样宣称没有因、果的存在;可是,他的确说过,我们无法直接体验因果关系,因而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甚至也无法证明它的确就存在着。我们只知道,有些现象好像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紧跟着另一个现象,我们因此就推断,是第一个现象引起了第二个现象。可是,这只是基于对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想而产生的一种期盼:

  因和果的想法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它告诉我们说,这些特别的物体,在过去所有的情况下,一直都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所有涉及到因果的推理,都不过是从习惯而来的,而非来自别的任何东西。

  因果关系只不过是思维的习惯。我们没有也不能以基本的感官感觉来体验或者感知到它;我们只知道,当一件事情发生时,另一件事情也会发生。要预测事情总是这样的,那就会犯一个错误;我们只能推断,当甲发生时,乙有可能会紧跟而来。

  休谟作出结论说,我们之所以相信因果关系的存在,相信外部世界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我们真正知道它们的确存在,而是因为他所提出的怀疑观太难令人相信了:

  不管依靠什么方法,要为我们自己的理解或者为我们的感觉而辩护都是不可能的……当怀疑的疑团很自然地从对这些主体深刻而绝密的思考中升起时,我们越想越会产生更多的怀疑,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它。粗心大意或者漫不经心可能会给我们一个解决办法。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完全依靠它们,而且,不管读者此时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坚信,他在这里被说服的一个小时既是外部的世界,亦是内部的世界。

  休漠对因果关系概念的摧毁性攻击在科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心理学史上,因为,在心理学努力成为科学的途中,它一直都在努力地发现精神的因果法则。休谟时代和后世的一些心理学家因而就相信,心理学不可能得出因果解释,因而就应该只对付相互之间的关系——即两件事情会持续同时发生或者先后发生这样的可能性。可笑的是,休谟有意让它们成为他道德系统的基础之经验主义和联想主义留存了下来,而他的道德系统,即一种温和的功利主义,却早已成为过眼烟云,一去而不复返了。

经验主义——联想主义学派

  经验主义——联想主义心理学处理的是思维——肉体二元论和天生思想理论中的一些棘手的问题,可是,在所有的科学门类中,回答旧问题的新理论通常会提出新的难题。这种新的心理学理论不仅导致了主观主义,产生了对因果解释有效性的疑问,而且,因为否决了对感知和联想主要的思想过程,因而就不能够对象意识、推理、语言、无意识的思想、问题解决和创造性等的高级精神现象发表任何高见。事实上,它最终作为一种动物心理学的理论会以某种稍稍不同的形式证明非常有用。

  它对思维如何形成抽象概念最为简单的解释,对于来自感觉的一些概念,比如平等,可谓非常圆满,可对于没有感觉基础的一些概念,如美德、灵魂、非存在、可能性、必然性或者在几何学上一个点的非度量性等,就无法令人信服了。

  再说,除了霍布斯对神经脉冲的原子论猜想以外,新的理论忽视了精神现象的生理学,因而无法解释反射反应,更不用说所有构成了大部分人类日常行为的高级原子反应了。

  从洛克的时代起,一大批经验主义——联想主义者,大部分在英国,都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他们只取得了很小的进步,如果说有什么进步的话。不过,他们进行的一部分工作代表了对于未知事物无畏的探索精神;如果说他们并没有跨过尚未标记的海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至少对外部的海岸线作了一些标图工作。

  大卫·哈特利(1705-1757)就属于后者之一。作为一位学者和医生,他受到洛克所做工作的启发而写了一个长篇大论——《人类的观察》(1749),并在里面讨论到了联想主义。尽管他没有说出任何有创见的话,不过,他对主题的处理却是有组织和系统化的,因而,伟大的心理学史家艾德温·G·波林说,他把联想主义变成了一个“流派”。

  另外,作为一位医生,哈特利很清楚洛克省略掉了生理学,他努力要通过先用精神的术语来讨论每一种现象,然后以生理学的术语来讨论每一种现象,并借此代表一种更为完整的心理学。这是可敬可佩的努力,可不幸的是,在18世纪中期,他所提供的神经生理学大部分是想象的。他从牛顿物理学中得出一种想法,即外部物质的震动必然引起神经里面一些极微的粒子震动(他肯定地宣称必定是固态的,而不是空心的)。这些震动产生了微型的对应物,即“震子……也就是思想在生理学上的对应物”,这完全是他想象中的虚构之物,不过,却比笛卡儿的空心神经和活力论更接近真理一些。另外,它还使联想主义者们保持了对精神现象之物理基础的活泼兴趣。

  在苏格兰,托马斯·里德(1710-1796)杜格尔德·斯图尔特(1753-1828)和托马斯·布朗(1778-1820)这些苏格兰的大学教授和长老教会学者们,他们全都参与了对联想主义的修正,以使它更适合信徒的口味。他们感觉到,尽管它曾得到洛克和休谟的解释,它还是过于机械,而且对人的人性是一种污辱。另外,休谟对因果关系和外部世界所持的怀疑主义态度对宗教教条是矛盾的。这三位学者因而就改变了联想主义,并增加了一些东西到里面,以修补这些失误。

  他们针对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回答实际上却是异常简单的:主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与常识不符。所有国家,所有年龄的人都相信外部世界的存在,也相信因果关系的存在,因为常识使之然——这正好就是约翰逊博士通过踢石头所表达出来的观点。这算不得是好的科学结论,可它至少不会对科学造成任何伤害。

  里德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即,联想的简单法则作为对复杂精神功能的解释显得严重不足。因此,他修正并扩大了精神功能这个古老的概念——天生的特殊能力——还提出了好几十个命名。以后的心理学家们会花费很大的力气来证明,或者反驳这些精神功能的存在。

  布朗对联想主义作出了很小但很具体的贡献:他提出,有“暗示”(联想)的原初法则和第二法则,而后者,在特殊情况下,会改变前者的运作。因此,“冷”这个词有可能在一时一地引起“暗”这个联想,但在另一时一地又会产生“热”的联想。但是,有个有价值的洞见却被忽视了,直到近一个世纪后实验主义方法出现的时候才被重新认识到。

  詹姆斯·密尔(1773-1836)是位社会理论家、功利主义哲学家和新闻记者,他在《人类意识现象分析》(1829)一书中提出了他自己的联想主义观点。他没有去扩大这种理论,而是对它进行了惊人的简化。他说,只有两类意识元素——感觉的和思想的——还说所有的联想都来自一个因素,即邻近,即两种体验在时间上的同时性或者接近性。复杂的思想只不过是一些简单思想的连接而已;“所有的事物”这个想法不是一种抽象,而是一个人全部的简单和复杂想法的简单汇集或者积累。罗伯特·沃森说:“这就把联想作为一种教条带入了逻辑、机械和分子简洁性的最低程度。”不过,20世纪一些著名的行为主义者听上去很像是密尔在智力上的子孙。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即詹姆斯的儿子,他主要是一位哲学家,他在《逻辑体系》(1843)和《对威廉·汉米尔敦爵士哲学的省查》(1865)中讨论到了心理学。他把他父亲砍去的很多东西归还到了主流联想主义,特别是有关复杂思想形成的一些假设。跟上辈的密尔不一样,他认为这些复杂的思想不仅仅是一些简单因素的汇集,而是这些因素的溶合,很像一些化合物,即,其特性与其各个组成部分并非一致。相应地,他说,联想的法则不能够告诉我们复杂的思想来自何处,也不能告诉我们它们是如何构成的;我们只能从经验和直接实验中知道这些东西。因此,密尔的贡献在于校正了联想主义的航向,使其导入了实验心理学的正轨。

  亚历山大·贝因(1818-1903)是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朋友,他一直生活到了科学心理学诞生的时代。有些学者说,他是最后的一位哲学、心理学者,另外一些学者说,他是第一位真正的心理学家,因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心理学,并把生理学带入了心理学,其程度超过了他的任何前辈。这种生理学不是想象的,不是哈特利的生理学;他是去访问19世纪的解剖学者并从他们的著作中学来的。他在讨论感知和运动时表达出来的机械主义比早期的原型心理学家们更接近现代理论。

  可是,他那个时代的生理学并不能够解释更高水平的精神过程。贝因的心理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主流的联想主义。可是,他的确指出了其中的很多局限。他指出,它不能够解释新奇和革新的想法。虽然他否认有天生的思想,可是,他说,婴儿的思想并非一张白纸,它们具有反射、直觉和灵敏度上的差别。虽然没有任何学派或者伟大的理论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可是,他的作品包含了许多有创见的思想,后来的一些学者很快就会进一步发展它们。

德国的先天论

  当意识的探索者们正在英国和法国(在这里,经验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朝着一个方向探索时,德国的探索者们却在沿着笛卡儿开创的道路向前摸索。德国文化和精神里面的某些东西,使德国的哲学家们对一些阴沉的玄学、灵-肉二元论和先天论有极大偏好。可是,这个方向也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主要是指唯心主义学派中最伟大的哲学家伊曼纽·康德所发展的意识理论。

  在康德之前,德国哲学家们尽管智力水平很高,但在人类对精神过程的理解上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事实上,可能是17世纪最为聪明的一位思想家,突然袭击了心理学,可结果却无功而返;他那种品牌的玄学就像一种有误差的罗盘把他引入了歧途。可是,他还是值得简单地注意一下的,因为他的思想至少把导致了康德哲学的传统简化了许多。

莱布尼兹

  哥特弗莱德·威尔汉姆·莱布尼兹(1646-1716)出生于萨克松尼的莱比锡,他患有佝楼病,而且膝盖还向外弯曲,可他是位天才,20岁上便获得了法律学博士学位,曾作为外交官服务于法英法庭,与牛顿同时发明了微积分学(他与牛顿就谁先发明了这门学问而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并就一系列哲学议题发表了大量著作。尽管他的很多思想都值得尊敬,可是,莱布尼兹今天最著名的还是因为他的两个荒谬思想。其中一个大凡读过伏尔泰的《天真者》的人都很熟悉:

  因为上帝是极端完美的,因而顺理成章的是,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选择了最佳的方案……既然在理解上帝的时候,所有的可能性都要求有与其完美性成比例的存在,所以,实际的世界,作为所有这些要求的结果,就一定是最为完美的。

  这些都是莱布尼兹的话,而不是伏尔泰的话;这是伏尔泰在以宠诺斯博士的个人名义戏谨地嘲讽他,因为庞诺斯博士喋喋不休地重复他深刻的哲学洞见:“在这个所有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好。”

  莱布尼兹另一个古怪的概念是,这个世界是由无数的“单一体”构成的——即物质的最后构成部分,它们是某种灵魂,没有尺度,无法指认,不受外界的影响。在整个宇宙里看上去像物质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这些非物质的单一体感觉到彼此在空间里的分布的方式。莱布尼兹之所以设想到了这些,是因为他想要解决古典形而上哲学中的一些难题,包括灵-肉二元论中的一些问题。他的理论掌握起来不容易,可是,由于“单一体学”随他本人一起自生自灭了,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淘神费力,拿着鸡蛋碰石头了。

  可是,单一体学的确引导他想到,有不同层次的意识存在,这是心理学中的新思想。因为单一体是极微小的,它们独自是无法产生意识的,可是,当它们积累起来时,其微细的感觉却会累积起来,形成复杂的精神功能,包括意识在内;积累的方式越是复杂,精神功能就越多。动物虽然也有感觉,可是,它们是不自觉的,而人类却是自觉的;即是说,有不只一层意识存在。这远在弗洛伊德用潜意识和前意识表达出来的意思之前,可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

  莱布尼兹心理学中有一个方面的确引导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方向。为了解释意识的来源,他假设了一个被他叫做“统觉”的过程,它通过某种天生的模式或者信仰使我们能够觉察到许多很微小的无意识感觉并理解它们。例如,我们都不需要学习就都知道,“现在的东西都是存在的”,也知道“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即存在又不存在”。同理,推理——即逻辑原理——的正确性是遗传的。这些天生的思想并非一些具体的概念,而不过是理解经验的一些方法。康德以后将把这个概念转换成一种历史理论。

  单一体学的另一个方面本有可能把心理学带入死胡同的,所幸除了莱布尼兹本人以外,没有任何人把它当真。由于单一体不受外界的影响,那世界上怎么会发生任何事情呢?而且,看上去,事物怎么还是相互影响的呢?莱布尼兹的答案是,上帝已经安排好了,让所有单一体无限的变化都在“事先创立的和谐”中发生;事物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影响,而只是看上去如此而已。因此,思维里面发生的任何情况都与身体里面发生的情况—一对应,而两者间不会发生任何相互影响:“上帝原来创造了灵魂,还有其它任何现实的东西,其方式是这样的,即宇宙里面的任何东西都必须是根据其自身的特性和相对于其自身的完善的自发性而产生的,而同时又符合不需要对照其自身的事物。”这又是海林克斯的双钟理论,只是现在,每个极微小的单一体都是一口钟,与其它的每一口钟一起显示着时间。

  这个理论本来会使心理学毫无存在必要的,因为它描述的精神现象是围绕着一个固定和事先预定的秩序,且作为错觉对外部世界的刺激产生的心理学反应。这表明,一个杰出的头脑如果受到有缺陷的罗盘指引会走到哪里去。所幸的是,没有几个人顺着他指的路走下去。

康德

  伊曼纽·康德(1724-1804)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当然是最不易理解的哲学家之一,尽管这算不得是合适的一个标准。我们很高兴只需要对他的心理学感兴趣,而这一部分恰好是易于理解的。

  康德的生平听上去是对他这位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一生的戏称。他出生在普鲁士的柯尼希斯伯格,16岁的时候进入大学,在这里教书直到73岁,除了在这个城市4O英里的范围内走动外,一生从未出过远门。他不到5英尺高,胸部凹陷,过着单身汉的生活,一生不变,据说这是为了保存他那脆弱的健康状况。每天早晨5点由男仆将他唤醒,花两个小时进行学习,还有两个小时讲课,写作到下午一点,然后再去一家餐馆进餐。下午3点半,他准时散步一个小时,不管天气如何。他在菩提树下的一条小路上散步,只用鼻子呼吸(他认为在户外张开嘴是不利于健康的),而且这时候不跟任何人说话。(他非常守时,邻居们都根据他每天散步的情况对表,有一天他没有准时来散步,邻居们都非常担心。这天他一直在读卢梭的《爱弥儿》,看得太入神了,以至于忘了自己。)一天余下的时间里,他会花在读书上面,并准备第二天的讲课。约在晚上9-10点间睡觉。

  康德的写作和讲课涉及广泛的范围:伦理学、神学、宇宙哲学、美学、逻辑学和知识理论。他在政治和神学上都属于自由主义者,他同情法国革命,直到恐怖统治为止,他相信民主,热爱自由。他是莱布尼兹的弟子,直到中年他读了休谟然后说,“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醒了过来”,并得到启发,发展了一套比莱布尼兹详细得多的知识理论。

  康德被休谟所说服,认为因果关系并非能够自证的,我们不能够用逻辑的办法证明它,可是,他确信,我们的确能够理解身边的现实,并且能够体验到外部事物和现象中的因果关系。这怎么可能呢?他通过纯粹的思维活动来寻找答案。在12年的时间里,他盯着窗外教堂的尖顶认真地思索。然后,他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最为著名的作品《纯粹理性批判》(1781),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在此斗胆宣称,没有哪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没有在这里解决的,也没有通向解决问题的门径没有在这里提供一把钥匙的。”

  尽管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其它一些著作中的行文是大部分读者不易理解的——他使用的术语很困难,他的观点也是深奥难解的——不过,他在前言中把自己对意识的基本观点讲得足够清楚了。他说,千真万确,经验只给了我们非常有限的知识,可是,经验远远不是意识惟一的知识来源:

  经验远远不是我们的理解力会受到限制的惟一领域。经验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存在的,可它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一定就是存在的,什么东西一定是不存在的。因此,它就永远不能给我们以任何普遍的真理;而我们的理性,它对于这类的知识特别感兴趣,我们的理性受到经验的刺激,而非因为经验而满足。普遍真理,其本身同时也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的特点,它们是独立于经验之外的——它们本身就非常清楚,非常确切。

  而如此明确的真理是存在的,数学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比如,我们相信,而且对自己的信仰非常明确和肯定,即二加上二总会得出四。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确定性的?不是通过经验,因为经验只提供给我们一种可能性,而是通过我们意识当中天生的结构得来的,从意识在里面发生作用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方式中得来。因为人类的意识并非仅仅是一张白纸,任由经验在上面书写,也不仅仅是一堆感觉;它积极地组织和转换,它把混乱的经验变成纯粹的知识。

  我们开始通过在时空中重新组织事物和现象的相互关系而获取知识——不是通过经验,而是通过天生的能力;空间和时间都是Anschauung(“直觉”或者“直观”),或者是先天决定的、我们借此观察事物的方法。

  那么,把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感觉数据组织起来以后,就可以通过其它一些天生思想或者超验的原理(康德用的述语是“范畴”)来作出有关它们的其它一些判断了,这些都是内在的机械原理,意识就是通过这个原理来理解经验的。总共有12种范畴,包括整体、全体、现实、因果、相互性、存在和必然性。康德是通过对三段论法各种形式的苦心研究之后得出这些范畴的,可是,他相信这些范畴的确是公理存在的基本理由在于,没有这些范畴,我们就没有办法使一大堆杂乱的感觉有意义。

  比如,每一个现象都有一个原因存在,我们并不是从经验中得知这一点的,如果我们缺乏感知因果的能力,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理解周围的任何事情。因此,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即,我们先天就辨识出了因果。同理,其它的一些范畴在柏拉图或者笛卡儿的感觉当中都不是天生的思想,而只是一些秩序的原则,它们使我们能够探索经验。是它们,而不是联想的法则,把经验组织成了有意义的知识的。

  康德把意识看作过程而不是神经动作的观点,使德国心理学转向了对意识与“现象经验”的研究中。二元论仍然在流行,因为“意识”很明显是超验的——这是康德的话——现象与感觉和联想都绝然不同。他的理论会导致先天论心理学其它变种的兴起,特别是在德国,并在美国拥有了其现代的对等物,如果不是后裔的话,其中有诺姆·乔姆斯基的儿童语言理论,即儿童意识天生即有一种能力,可以理解口头语言的语法。

  康德的先天论导致了有关意识的工作机制的好几种有价值的探索热线,可在一个方面,它证明是一种严重的后退。他认为,意识是一套过程,它们发生在时间中,但并不占有空间,这就使他推断出,精神过程是不能够进行测量的(因为它们并不占据空间),因而,心理学就不可能成为实验科学。康德传统的其他一些人会持续保持这个观点。虽然它以后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正如笛卡儿对动物精神和空心的神经的信念,它会推迟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进展。

  但仅止推迟而已。尽管天主教可以推迟,但最终还是不能够阻挡人类的知识,即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太阳系的中心,最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权威也不能阻挡心理学通过实验而成为一门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