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共享单车被破坏,50.5%受访者出行受影响

如今,摩拜单车、ofo小黄车、小蓝车等“各色”共享单车正大批量“进驻”街区,成为街头一景。低碳环保,方便出行,形成了一种文明共享的人文环境。但人为破坏、占为己用以及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在共享单车上频频体现。在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因共享单车的加入而让一些景点陷入“瘫痪”的情况也不断出现。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0名生活所在城市有共享单车的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0.5%的受访者表示破坏共享单车的情况为自己出行造成不便,63.6%的受访者表示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侵占盲道、人行道的现象常见,88.6%的受访者赞同专门制定“破坏公共设施法”,78.8%的受访者建议将共享单车纳入城市规划统一管理。

受访者中,78.6%的人均使用过共享单车。00后占0.7%,90后占21.1%,80后占54.4%,70后占18.1%,60后占4.6%,50后占1.0%。

因共享单车被破坏,50.5%受访者出行受影响

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两年的廖彦(化名)手机上至少有3个共享单车App,“虽然到处可见共享单车,但好多不能用,得多预备几个”。最近的地铁站距廖彦的家也有20分钟的步行时间,“一次加班回家晚了,看见地铁口停着十几辆小黄车,我特别开心,可挨个试过去发现没有一辆能用,非常气愤”。廖佳只好挨个报修之后,步行回家。

“逛街时看到有的小黄车被卸了车轮、车座、车把,只剩车身,真是太‘可怜’了。”廖彦说。

广州某大学大四学生苗悦经常遇到找不到共享单车的情况。“常碰到被人加上私锁的共享单车。在高峰时段,有时甚至要花20分钟才能找到一辆可以正常使用的单车”。

“车牌被毁被拆卸、脚踏板被弄丢、车锁失灵、车座被拆等问题,只有你想不到,没有遇不到。”北京市民钱佳每天上下班都使用共享单车,常遇到人为破坏痕迹很明显的单车。

共享单车的使用中,存在哪些问题?63.6%的受访者指出乱停乱放,侵占盲道、人行道现象普遍。其他问题还有:故意损坏车闸、车锁、车轮(59.0%),将共享单车据为己有(50.2%),利用系统漏洞、多人使用单车(38.0%),将单车拆卸、变卖等(17.2%)。
50.5%的受访者表示破坏共享单车的行为为自己的出行造成过不便,33.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15.7%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88.6%受访者希望制定“破坏公共设施法”

在廖彦看来,当前对于破坏共享单车的行为缺乏监管,只是发起方单方面的维修和处理,治理效果、震慑效果甚微,“如果公众能起到监督的作用,同时加大对破坏公共设施行为的惩处力度,破坏者应该会有所顾忌”。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所所长赵杰表示,共享单车满足了城市日常庞大的短途出行需求。“无论城市规模多大,短途出行的需要都占到了40%~50%。一些城市的公共自行车,大多是有固定车位的,只能从固定的地方使用,然后停放到固定的地方。而日常生活中的短途出行更多是灵活、直达的。共享单车在这一点上实现了突破,可以满足更为高效、便捷的出行需求”。

针对目前出现的不文明情况,赵杰认为要加以教育和引导。“这些只是暂时的,是新事物在发展中遇到的负面情况。我不建议因此就将其扼杀或一味地指责公民素质,反而要通过这个机会来积极地宣传和引导。宣传做得好的典型,比如自觉把车码放好、参与车辆检修和维护的志愿者。另外也可以在技术手段上加以完善,比如和个人积分、信用建设相联系等。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把共享单车当做公民素质的试金石,克服发展中的负面问题,把优势发挥出来”。

面对比较普遍的共享单车被破坏的现象,88.6%的受访者希望制定“破坏公共设施法”,其中40.7%的受访者非常赞同。

为了解决好回家的“最后一公里”,有人建议将共享单车纳入城市规划统一管理,对此,78.8%的受访者表示赞同,12.3%的受访者不赞同。

宁波某职业学院的学生李怡然认为,有的人一旦破坏了第一辆车,就会去破坏第二辆、第三辆,长久下去会影响大家的使用。“我觉得应该加强惩处力度,提高破坏成本。另外,要实名制使用”。

“住建部在几年前发布了《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指出了自行车在城市规划中的三个定位:短途出行、公共交通衔接换乘和休闲健身。自行车是全民的出行方式,需求也是很大的。城市的规划一定要为中短途出行创造条件。”赵杰认为,城市规划中实现自行车的定位,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是自行车的通行权,也就是自行车道。在城市建设中为了扩宽马路,会出现为机动车让道、侵占自行车道的现象。在一些北欧国家,非常重视自行车道的建设,还有专门的自行车高速公路。其次是自行车与其他交通工具的衔接。比如在地铁站的设计规划中,要预留足够的自行车停车处,否则就会出现地铁站附近绿化带、马路旁违规停放自行车的现象。最后一点,就是在城市规划的理念中要尊重自行车出行。比如在哥本哈根等城市,标志性建筑附近都有鲜明的自行车停靠点,而在我国一些地方不允许自行车通行,在方便性、连续性上还没有创造足够多的条件”。

管理共享单车,67.7%的受访者希望相关App健全监督举报渠道,62.5%的受访者建议平台和单车点张贴文明使用单车标语,58.9%的受访者建议媒体、社区等向人们宣传倡导文明共享精神,37.8%的受访者建议平台及时修复系统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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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受访者遇到过快递延误送达的情况

据国家邮政局网站消息,今年2月份,消费者对快递服务延误方面的申诉占有效申诉的41.4%。快递延误给消费者带来诸多不便,而快递员往往处于矛盾的风口浪尖。前不久,山东潍坊一名快递员因迟送快递5分钟,遭收件人殴打,致10根肋骨骨折。遇到快递延误,人们通常会怎么做?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2003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7.8%的受访者遇到过快递延误送达的情况,其中10.0%的受访者经常遇到。遇到这种情况,58.4%的受访者表示会联系快递员询问原因,50.7%的受访者会催促快递员赶快配送,18.1%的受访者坦言会向快递员发火或言语威胁。受访者对快递员最普遍的印象是起早贪黑,工作强度大(60.4%)。要更好地处理延误问题,64.6%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厘清各方权责。

受访者中,31.7%的人来自北上广深,22.4%的人来自其他一线城市,29.0%的人来自二线城市,15.8%的人来自三四线城市。

78.2%受访者满意快递员服务态度

北京市民曹琰曾遇到过快递派送延误的情况。“今年年初公司组织年会,急需从网上采购一些活动道具。我在网上看到一家可以同城派送的店铺就下单了。当时和店家沟通,保证两天内到货,但却延误了整整三天。后来我在网上联系了快递的官微,解决了问题”。曹琰表示,延迟一天还可以接受,如果延误时间过长很影响购物的心情。

郭易梦是上海某快递公司的客服人员。她告诉记者,正常情况下快递不会延误,大多数快递员对工作都是很负责的,派件延误也会计入考核中。“但确实存在一些快递员服务态度不够好的情况,我们接到投诉也会进行处理,这是个别现象”。

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平均每周和快递打交道3次及以上,37.9%的受访者是12次,34.5%的受访者每周一次,15.6%的受访者每月一次。

87.8%的受访者遇到过快递延误送达的情况,其中,10.0%的受访者经常遇到。

“快递出现延误情况,除了天气、路况等原因,还和上游企业设立过高的标准以及快递运输技术有关。”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源指出,电商企业会对物流和快递的运输速度进行规定,但企业在设立标准时为了竞争,设立过高的服务标准,导致盲目求快,进而使得一些快递出现延误的情况。这也体现出了电商行业在设立标准时缺乏理性。

调查显示,遇到快递延误情况,58.4%的受访者会联系快递员询问原因,50.7%的受访者会催促快递员赶快配送,24.7%的受访者会向快递公司投诉,22.6%的受访者选择等待快递送到,18.1%的受访者坦言会向快递员发火或言语威胁,10.2%的受访者会向消费者协会或邮政管理局投诉。

北京某高校学生李亚菲认为,消费者要尽量理解快递人员。“他们挺不容易的。有一次北京下大雨,我看到快递员把货物都整齐地码放在塑料棚里,自己则在雨里穿梭着派件。有时不能当天取货,还要麻烦快递人员第二天再送,赶上买的东西多的时候,还挺不好意思的”。

“快递员每天在外面风吹日晒,他们的辛苦是很多消费者不能体会的。”郭易梦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打骂快递人员是不对的,如果遇到了快递延迟应该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

调查显示,总体来说,78.2%的受访者对快递员服务态度是满意的,回答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受访者分别占8.4%和69.8%。2.9%的受访者直言不满意,回答很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受访者分别占0.4%和2.5%。

处理快递延误,64.6%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厘清各方权责

在受访者眼中,快递员是什么形象?调查显示,受访者对快递员最普遍的印象是起早贪黑,工作强度大(60.4%),其次是派件送件风雨无阻(49.5%)。其他印象还有:工资低,挣的是血汗钱(41.2%),没有福利和保障(27.9%),路线固定,工作轻松(23.9%),高薪(18.8%),经常延时送货或损毁物品(10.8%),服务态度差,素质低(7.2%)等。

负责天津某高校快递的吕强(化名)对记者说:“虽然校内的学生比较好服务,工作也比校外的轻松一些,但是每天仍旧要工作10多个小时,派送100多个快件。我也会遇到被投诉的情况,感觉这是快递行业非常普遍的现象。公司对我们通常是以罚代管,快递员几乎没有福利和保障。”

“快递行业的职业形象和受尊重程度需要得到提升。”田源表示,目前快递人员的社会认同度、受尊重程度不高。一方面快递行业需要的专业知识不多,入行门槛低,另一方面,许多快递员没有学习新技术的需求,缺少对于职业的规划。

调查显示,选择快递品牌时,速度(64.9%)是受访者考虑最多的因素,然后是服务态度(57.9%)。接下来依次是价格(54.8%)、口碑(44.0%)和货物损坏率(28.6%)等。

田源向记者介绍,国外一些比较大的快递公司比较注重快递行业的专业性和职业形象的建设,这有助于提升快递员的社会地位。“目前我国快递行业也在发生明显变化。快递企业上市有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快递行业也会进行转型,发展新的技术”。

要更好地处理延误问题,64.6%的受访者认为快递行业有必要厘清各方权责。

田源认为,上游企业应该给出比较合理的送货时限,这样有利于行业的发展。“快递运输速度也和物流技术有关。在快递行业接下来的发展中,可以运用一些更加高级的技术、数学模型等,优化方法、提升效率,比如设计转运中心、快件分拣系统、快件分配软件、路线规划等,这些在我国物流运输上都有提升的空间。另外,末端的配送体系也应该是多样化的,现在对送货上门依赖性比较高,多样化的配送方式如智能快递柜、便利店取货点和送货上门相结合的方式也有助于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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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受访者表示自己身边的“空巢青年”多

  凌晨1时30分,打开家门的那一霎,张欢(化名)终于忍不住哭了。

  这是30岁的张欢到杭州的第六年,也是独自生活的第6年,她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上下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

  周末,张欢的感冒严重起来,她挣扎着去医院挂了个急诊,一个人打了3个小时点滴后,在夜色中提着一袋药回家,手上还留着输液贴,“想找人陪着一起去,可翻了翻通讯录,却不知道这个时间能打给谁。”

  像张欢这样的独居人群如今越来越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显示,2015年全国一人户家庭数占总户数比例超13%,浙江一人户家庭数有57146户——这个数字在2014年时,还只有3537户。另外,国内20岁至39岁的独居者约有2000万人,这些年轻人远离故乡、亲人,独自在城市打拼,他们被称为“空巢青年”。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里“空巢青年”数量正在激增,他们坚持在理想与现实的缝隙中寻觅未来,已然成为眼下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

  有人被迫独居,有人崇尚自由

  对于张欢的孤独,陈洋(化名)感同身受。

  27岁的陈洋老家在江西上饶,大学毕业后留在杭州做文案策划。平时工作挺忙,每个月的房租占了她工资的一半。“但毕竟杭州的机会比老家要多得多。”想到今后的发展,陈洋还是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陈洋说,每天6时多就要起床,赶公交车上班,晚上改文案,经常加班到很晚。下班回家,她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然后伴着电视里的声音,开始整理房间。“如果没点声音,静得让人害怕。”陈洋很少做饭,经常周末做一顿,能吃好几天。而这些年,一个人的生活也让她变成了一个爬梯修灯、拿着扳钳修水管的全能“女汉子。”

  休息天,陈洋会捧着手机追剧打发时间。在她看来,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让她已没有精力和动力去参与社交活动。“特别是周末的时候就会‘孤独感爆棚’。”向来对家人报喜不报忧的她,遇到难过时,也不愿和家人提及。而面对同事,很多心里话她又觉得难以启齿。

  相比陈洋的顾影自怜,小颖更享受当下的独居生活。

  为了自由,在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小颖选择了独居。尽管她和家人住在同一个城市,但一个在城西,一个在城东。

  小颖在单位附近租了一个50平方米左右的公寓,租金也在承受范围内。日式的全套家居,床边摆着一套桌椅,椅子上躺着一只高冷的折耳猫……小颖的家布置得井井有条。“从家到公司,走路只要五、六分钟。”小颖说,选择一个人住,除了离公司近,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常常面临“催婚”的压力。“我不太管别人怎么说,但绝对不会因为催婚而结婚。”在终身大事上,她不想将就。

  在小颖看来,一个人住感受的压力比起和父母住时少了很多,“尽管父母还是会唠叨,但也鞭长莫及,还是很自由的。”

  而工作之余,小颖也将自己的生活排得满满当当,健身、学茶道,或是在图书馆泡上一整天,假期再约上朋友旅游。“业余时间已经很充实了,并不觉得有多郁闷和寂寞。”

  “非自愿空巢”,触及社会痛点

  陈洋与小颖截然相反的独居状态,正是当前独居青年群体里最突出的两类代表。很多人感叹“无人与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他们无限放大自己的空巢感,认为独居最大挑战就是孤独;而有些人则十分享受独居生活,宁愿一个人潇洒,也不要两个人尴尬,他们认为独居最大的吸引力便是自由。

  对于这样的“矛盾”,公共管理博士、浙江省心理健康促进会会长倪荣表示,这是主动独居与被动独居的差异显现。“一部分独居青年是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他们普遍家庭经济实力较好、追求个人的自由。而另一部分是‘非自愿空巢’,他们为了理想在大城市打拼,随着高房价的叠加效应,导致他们的生存压力更大,让他们有着难以言说的孤独和艰辛。”

  《中国青年报》通过问卷网对20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4.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身边的“空巢青年”多,缺乏感情寄托(57.9%)和居住条件差(57.8%)被认为是他们面临的两大困境,其他还包括:生活拮据窘迫(49.5%)、社交圈子窄(48.1%)、缺少照顾和关爱(41.9%)、作息混乱(39.6%)、娱乐生活贫乏(33.2%)、上升通道受阻(12.9%)等。

  诚然,许多陈洋式的空巢青年,他们承受着“租房贵”、“加班多”、“成家难”等各种生活压力,想改变却无力改变。相比于生活上的拮据,“无归属感”的感觉也让他们与繁华的城市渐行渐远。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小周需要倒3趟公交,花1个多小时才能到家。这套地处杭州市郊的90平米房子,是他2015年自己贷款买下来的,现在一大部分的工资要用来支付房贷。

  “在家不能说没事做,就是觉得一个人没意思。”虽然有了自己的房子,但小周依然还没在这个城市找到归属感。“不是不想成家,而是积蓄都用来买房了,经济基础还不够。”

  采访中,不少专家认为,从本质上来说,“空巢青年”这个词并不见得有多少新意,它更像是“蚁族”、“蜗居”、“单身”等词语的更新和进化,因为这些词语背后触及的社会现实都是一样的:城市化、高生活成本、阶层固化……

  浙江省社科院副研究员王平认为,“空巢青年”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心态,很多人拥有着“空巢”心态,在主客观条件的共同影响下,选择了独居。

  教育学家熊丙奇表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年轻人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离开父母独自在城市奋斗,不少家长也支持孩子这一选择。”

  正如陈洋所说,父母培养自己上完大学不容易,她不想毕业后还向家里要钱。她的母亲也非常支持陈洋的决定:“虽然也想她回家找份工作,但毕竟这里机会更多。”

  空巢渐成趋势,需有应对政策

  “有一种饿是你妈觉得你饿,有一种寂寞是别人以为你寂寞,‘空巢青年’没什么不好的。”小颖直言,“为什么有些‘空巢青年’会感到孤独?我认为他们是不懂得调节自己。”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小颖这样心态。

  但无论陈洋式的被动还是小颖式的主动,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群体正改变着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给社会带来一场无法阻挡的变革。

  “未来,空巢青年的数量只会增多不会减少。”熊丙奇认为,“空巢青年”是城市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当下独居现象盛行,但整个社会的观念却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

  节假日加班是小周的家常便饭。“领导的理由是‘没结婚,没什么要紧的事’。”小周笑言,“作为一个大龄单身青年,这个社会对我们的‘歧视’从未停止过。”

  而事实上,这种独居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美国学者克里南伯格著作《单身社会》中,给出这样的数据:美国有3100万人独自生活,这个群体在过去10年扩大了30%。不只是美国,在瑞典、挪威、芬兰以及丹麦,近45%的住户都为独居者;日本也有约30%的住户独自居住。采访中,有专家提出社会治理需要积极适应个体化社会的需要。在独居率高的国家,各个方面的服务都已针对独居者进行了优化设计,这些值得借鉴。

  “促进国家在税收、社会保障等政策上出台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措施。”这一点在王平看来,能鼓励更多的青年人建立家庭,抚育后代。

  此外,对于空巢青年来说,王平建议应该根据自己的爱好,积极参与公益志愿组织,在公益活动中,互相联络情感,既拓展社交范围,又能服务社会,增加归属感,“其实在互联网上也可以找到符合自己价值追求的社交活动,并寻找机会进行线下活动,使虚拟与现实融合起来。”

  倪荣则鼓励更多的“空巢青年”学会单身和独居,并享受由此带来的生活。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耳机里循环播放着最喜欢的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小周一个人继续走在回家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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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受访者根据平台口碑决定是否参与互联网众筹项目筹款

    日前,零壹财经发布《2016年中国互联网众筹年度报告》称,2016年年末国内已上线608家众筹平台,其中倒闭、跑路、歇业等问题平台和已转型平台至少达到271家,正常运营平台仅剩下337家,近半数互联网众筹平台出局。作为互联网新生事物,众筹吸引了很多人参与,但也存在很多风险。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通过问卷网,对2003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6.8%的人参与过互联网众筹项目,参与最多的类别是产品众筹(43.5%)。在受访者看来,目前互联网众筹项目存在的两大问题是:众筹平台信誉难以保证(48.2%),和投资人缺乏充分了解项目和发起人的渠道(47.6%)。63.3%的受访者呼吁众筹项目做好信息公开和财务公开。

    受访者中,32.2%的人来自北上广深,21.0%的受访者来自其他一线城市,28.9%的人来自二线城市,16.9%的人来自三四线城市。00后占0.7%,90后占18.7%,80后占53.5%,70后占20.3%,60后占5.3%,50后占1.3%。

    53.2%受访者根据平台口碑决定是否参与互联网众筹项目筹款

    刘瑶在海南一所大学学财务专业,她曾参与过一些公益类的众筹活动。“我参加过电影的众筹,出资帮助电影拍摄和制作,在电影上映后还可以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参与众筹的名单上”。除此之外,刘瑶偶尔也会参与音乐专辑的众筹项目。

    济南市民李薇曾参与过一个养生茶壶的众筹项目。“商家说参与众筹的人每人只需花100元就能享受到市场价200多元的养生壶”。

    调查中,76.8%的人参与过互联网众筹项目,32.3%的受访者发起过互联网众筹项目。进一步调查显示,受访者参与最多的项目类别是产品众筹(43.5%),其次是债权众筹(33.4%),其他还包括捐赠众筹(32.9%)和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29.1%)等。

    “我会根据活动的内容和自己兴趣来决定要不要参与。”刘瑶对记者说,参与电影众筹项目前,她看过电影的介绍,非常喜欢,觉得这种活动比较有意义。

    调查显示,对于是否参与某个互联网众筹项目,影响受访者决策的最大因素是筹款平台的口碑(53.2%),其次是项目内容是否吸引自己(49.5%),其他因素还包括项目发起人的信息(40.5%)、项目回报率的高低(34.6%)、参与众筹的门槛高低(29.3%)、是否有熟人出资支持了该项目(26.6%)和自己之前是否参与了类似项目(10.5%)等。

    刘瑶表示,她通常会参加熟人参与、发起的众筹项目。“像一些公益捐献类的众筹,如果有我熟悉的朋友或者是有比较有公信力的人物参与进来,我可能就会献出爱心”。

    63.3%受访者呼吁众筹项目做好信息公开和财务公开

    对于自己参加的养生茶壶众筹项目,李薇有些不满。“说好的众筹结束后1个月发货,等了半年才收到。虽然最终用到了这个产品,但一直不发货总让人怀疑是不是拿着大家的众筹款去做了别的事情”。

    有了这次不愉快的经历,李薇再也没有参与过产品类众筹活动。“虽然这种活动初衷不错,但我觉得多少有点不靠谱,缺少对于众筹方的约束。如果是投资类的众筹,我觉得还是直接选择理财产品更为稳妥,毕竟从运营到监管都更为成熟”。

    调查显示,45.3%的受访者信任网上发起的众筹项目,回答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受访者分别占7.6%和37.7%。15.8%的受访者不信任,38.9%的受访者回答不好说。

    “众筹公司不景气主要是因为一些发起人圈钱、跑路或者经营不善。”河北石家庄某百货公司员工李宏辰从不参与众筹项目,在他看来,目前的互联网众筹项目缺乏契约和诚信精神,也存在一些漏洞。“比如一些为病人筹款的项目,缺少对信息的核实,参与者也不知道众筹款最终的去向和用途,就有可能打着慈善救助的名义,实际上在消费大众的同情心”。

    调查显示,受访者认为目前互联网众筹项目存在的两个最大问题是众筹平台信誉难以保证(48.2%),和投资人缺乏充分了解项目和发起人的渠道(47.6%)。其他问题还包括:没有好的退出渠道(41.4%)、项目信息和财务状况不透明(41.4%)、存在诈骗风险(41.2%)、投入的时间长(36.5%)和缺乏法律法规监管(31.1%)等。

    “之所以会出现参与债券型众筹却没有按时收到回报,或参与公益性众筹受骗的现象,是因为相关的规则和程序还不健全。”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董彦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社会诚信体系和社会信用制度尚不健全,另一方面,投资者成熟度也不够,缺乏风险意识。“目前互联网众筹行业缺乏对信息披露的约束和统一规范,对筹款平台的运行资质也缺少一定的限制”。

    李宏辰认为,互联网众筹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但也不能因此斩断这条路,“比如慈善类众筹项目,毕竟对于真的身患重病急需用钱的人来说,用互联网平台发起筹款快捷、有效”。

    要规范互联网众筹的发展,调查中,63.3%的受访者呼吁众筹项目做好信息公开和财务公开,57.3%的受访者希望法律规定众筹计划要有充分的风险提示,49.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明确开办众筹平台的条件,43.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控制募集资金的上限和人数、范围,35.2%的受访者建议完善退出机制。

    “股权融资要受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约束。下一步需要完善监督和治理机制,提高项目运营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加强惩治诈骗的力度。同时也需要加强投资者的风险教育,提高辨别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众筹的能力。”董彦岭指出,互联网众筹是一个新兴行业,无论是创业者还是监管者,都缺乏相关经验和可以遵循的先例。“新生金融业态都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生存下来的公司会赢得信誉、吸取经验教训,经营会变得健康稳健,监管者也会以此来完善规则、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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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受访者对网红的评价都是贬义字眼

网络主播的实际收入与社会上炒作的所谓高收入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当主播就挣钱,可能只是个传说。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近日提供给记者的最新调研显示,半数网络主播月收入千元以下,不到一成的网络主播月收入过万元。

宋丹丹曾担心地说,“那么多年轻人都想做网红,可谁来真正引领我们社会未来的中坚力量,这是我的担忧。”不过呢,价值担忧显然不如市场调节来得速效。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与团北京市委开展的调研显示:33.1%的网络主播月收入500元以下,14.6%的网络主播月收入500~1000元,15.9%的网络主播月收入1000~2000 元,18.0%的网络主播月收入2000~5000元,不到一成的网络主播月收入5000元~1万元,不到一成的网络主播月收入万元以上。如此看来,显然大可不必担心“人人争当网红”了。

其实呢,主播好玩,网红难当。若非如此,他们也就不会费劲巴拉剑走偏锋、以身试法了。比如刚被媒体曝光的“打野直播”——边深入田野、山林捕捉野生动物,边直播猎捕过程。眼下来看,这被国家林业局盯上的疑似非法直播,迟早会遭遇司法风险。

事实告诉我们,指望从事网络直播就一夜暴富,概率上其实和拿两块五博五百万一样不太靠谱。至于网红会不会带坏年轻人,只要监管不是稻草人,其实根本没什么值得担心的:早在去年初,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200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绝大部分受访者对网红的评价都是“博上位”、“骗子”、“庸俗”和“没有节操”等贬义字眼。一个新兴行当臭成一锅粥,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感就很艰难。
市场干净了,秩序澄明了,青少年争当网红的忧虑烟消云散,而网络主播这个行当在祛魅后,也才有可能企及严肃的“价值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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