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如何提高自己的年终奖，就像老师辅导高考作文一样，虽然肯定会强调努力、认真，但一些“取巧”的技巧也不妨掌握。

　　虽然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但年终奖已经成为网络热门话题。按照惯例，大多数企业将在1月发放年终奖——发还是不发，发多还是发少，成为一件让职场中人牵肠挂肚的事情。

　　关于这事儿，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淡定有人焦虑。今年也不例外，调查显示，上海企业员工的年终奖平均水平为2.3万元。相比而言，有的职工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人的年终奖是一本印满老板照片的台历，有人的年终奖是一条红腰带，还有人得了一张福利彩票……

　　别人的丰厚奖金很诱人，自己的微薄收入很寒酸——不满意，自然是源于比较。

　　2016年1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2003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0.4%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年终奖不满意。关于重视年终奖的原因，53.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辛苦一年，应该劳有所得。调查同时显示，如果对年终奖不满意，55.6%的受访者可能选择跳槽，34.5%的受访者对单位的忠诚度会因此动摇。

　　年终奖，顾名思义是年末企业给予员工的奖励，也是一种劳动所得，但和员工基本工资又不尽相同，发与不发、发多发少和企业过去一年的效益有关，和员工个人业绩、从业的年限有关。平心而论，人人都或多或少有点儿比较心理，关键是跟谁比、怎么比？比法不同，心理感受也截然不同。有的人比出了幸福，有的人比出了痛苦。具体到年终奖，如果我们只盯着数额，不考虑企业效益、个人差别，很可能就比出了心理失衡，比出了愤愤不平。

　　别人发再多的钱和自己终究没半毛钱关系，代入感越强，幸福感越弱。与其看着“别人家的年终奖”惆怅，不如脚踏实地提升自己，用自己的能力去赚比年终奖更多的钱。

　　当然，年终奖的作用，除了对企业员工的年终奖励，也是实现社会收入的再次分配。早有学者表示，在中国，目前年终奖只实现了第一点作用，年终奖二次分配的作用尚未凸显，“多者更多，少者更贫”的状况很普遍。

　　至于如何提高自己的年终奖，就像老师辅导高考作文一样，虽然肯定会强调努力、认真，但一些“取巧”的技巧也不妨掌握。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做好总结和来年规划，讲好成绩表好决心；对单位来说比较重要的工作，平时要留心多留自己的“印记”，总之是增加存在感；还有，这个最简单，知道快发年终奖了，就先别休假了——正是表现的时候，人都不在岗位上肯定不好。

继续阅读

    前不久，民生银行北京分行业务副总经理关某利用职位逼迫女职员开房一事引起了网友热议，涉事的关某已被开除。不断曝出的职场性骚扰事件让女性职场环境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来自上级、同事或客户的性骚扰都属于职场性骚扰。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针对2002名职场女性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31.0％的受访职场女性曾遭受职场性骚扰。肢体上的故意碰触（58.5％）、口头电话或信件等挑逗性暗示（53.6％）、上级胁迫（51.8％）是最常见的职场性骚扰行为。遭遇职场性骚扰，67.3％受访职场女性认为应明确拒绝，勇敢维权。

　　31.0％受访职场女性曾遭遇过职场性骚扰

　　北京某私企员工赵莹（化名）曾在一次公司活动中遭受过性骚扰，“当时有一名男员工在‘水果蹲’游戏中输了，而男生的惩罚是要选中一名女生一起玩‘壁咚’（指男性把女性逼到墙边，单手或者靠在墙上发出‘咚’的一声，让其完全无处可逃的动作——编者注）”。赵莹不幸被该男员工选中，她对此很反感，当即表示了拒绝，“可我的上司非常生气，认为这是游戏规则，不能不玩。而且同事们也在边上起哄，再拒绝怕大家觉得我玩不起、不合群”。

　　“‘壁咚’时那个男生故意靠得特别近，让我很不舒服。”赵莹说，最近那个男生已经对她开始了语言骚扰。

　　在北京一家金融企业工作的鲁云（化名）说，刚进公司那会儿，她的上司对她特别“关照”，经常嘘寒问暖，“有一次一起去KTV唱歌，他坐得离我特别近，偶尔还动手动脚。我以为他喝多了，后来才知道，他对其他新进员工也有过这种行为”。

　　民调显示，31.0％的受访职场女性曾遭遇过职场性骚扰，13.7％的受访职场女性则“不知道遇到的是否属于性骚扰”，55.3％的受访者未曾遭遇过。

　　哪些职场性骚扰行为更普遍？调查显示，肢体上的故意碰触（58.5％），口头电话或信件等的挑逗性暗示（53.6％），上级通过职位、升迁、绩效等胁迫（51.8％）最为常见。其他行为还包括：客户以利益为交换提出性要求（49.8％）、长时间或频繁被凝视敏感部位（36.5％）、强行发生搂抱甚至性关系（28.1％）等。

　　遭遇职场性骚扰，67.3％受访职场女性认为应明确拒绝，勇敢维权

　　“事后我觉得委屈，但一些同事认为我小题大做。我的家人也不理解我，觉得是我气量小。”赵莹说。

　　调查显示，如果遇到职场性骚扰，当场质问对方（45.2％）、向单位领导控诉（32.0％）、法律平台维权发声（30.2％）是普遍措施，此外，20.0％的受访职场女性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18.2％的人会选择性忽视，18.2％的人忍气吞声。

　　“受害者保持沉默会让施害者的胆子更大、行为更恶劣，甚至让更多人受害。”上海律师协会劳动关系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远业事务所主任温陈静建议，若遇到严重的职场性骚扰要优先报警，通过笔录等进行事实调查。“第一，可固定证据；第二，能对侵害人达到较大警示效果。若不是很严重，可向公司纪律部、人事部、行政部等反映问题。可通过录音、录像、寻找证人等固定证据，方便下一步维权”。

　　“在中国，被骚扰对象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保守观念都强一些，所以这类案件也比较少。”温陈静表示，不同企业文化、不同地方的员工对职场性骚扰容忍度的区别也比较大。“普遍来讲，正规企业、大城市员工对此容忍度低一些，员工自我保护意识也更强”。

　　对职场性骚扰的容忍度上，56.4％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完全不能忍受，40.9％的受访者坦言能忍受一定程度，“不太过分就好”，2.6％的受访者完全能忍受。

　　对于职场性骚扰，67.3％的受访职场女性认为应明确拒绝，勇敢维权，26.7％的受访者则表示会得过且过，“职场中难避免”。

　　70.7％受访职场女性认为女性树立自我保护意识，及时发现问题是关键

　　在深圳一家私企工作的郭萍萍（化名）的朋友曾遭受过同事的恶意骚扰，“有人说，职场中经常有这种事情发生，‘要习惯’”。在她看来，“性骚扰”这种事若在职场是常态，就说明社会对这类事情还不够警惕，“平常不重视，才会让那些图谋不轨的人得寸进尺”。

　　郭萍萍认为，大家平时树立警惕意识，会减少许多类似的事件，“我们应该制止不礼貌、不道德的人，而不是贬低受伤害的人”。

　　“树立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重要。比如到密闭场所谈话，尽可能敞开门，谈话时保持安全距离，必要时打开手机录音、录像功能等。”温陈静介绍，当前，我国法律上还没有明确定义哪些行为属于职场性骚扰，也缺乏相应惩处措施。“若有针对性的案例，也是一个借鉴。希望相关法律法规能够进一步完善，让企业员工有及时、公正的维权途径”。

　　温陈静认为，企业有保护在职员工免受骚扰侵害的责任，应在公司制度层面制定规范和纪律。“这是企业形象、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温陈静介绍，德国、美国等国家对于企业女性员工的保护在法律上已有明确规定，包括赔偿、责任承担等，“当员工遭受侵害，企业会积极应对这种行为，而不是容忍”。

　　解决女性遭受职场性骚扰的问题，70.7％的受访者认为女性要树立自我保护意识，及时发现问题；55.6％的受访者认为女性要有维权意识，取证留证；52.9％的受访者建议公司制定严格纪律，维护职场环境；52.2％的受访者认为同事间行事要注意分寸，创建和谐工作氛围；32.3％的受访者建议同事间互相帮助，而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23.9％的受访者建议多宣传相关法律、案例。

　　受访者中，在党政机关的占4.1％，在事业单位的占21.5％，在国企的占21.4％，在私企的占43.0％，在外企的占8.1％。

继续阅读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2006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7.5%的受访者认为，职校学生毕业实习中存在学校以实习“捆绑”学生的问题，56.7%受访者发现职业学校在学生实习中充当“包工头”，63.8%的受访者认为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企业和职业学校“唯利是图”。

　　曾经，职业学校校企合作的“顶岗实习”模式，对于职业教育来说，非常重要，学生可边干边学，在实践中获得知识。但是，中国青年报这份调查显示，57.5%的受访者认为，职校学生毕业实习中存在学校以实习“捆绑”学生的问题，甚至职业学校在学生实习中充当“包工头”，“顶岗实习”模式受到广泛质疑。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是整个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概括来说，主要是由于社会对职业教育缺乏普遍认知和公平待遇，同时资金以及师资力量投入少，教育管理模式落后。与此同时，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法律制度，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缺乏就业服务平台。而调查中所反映的问题，简言之就是职业教育水平跟不上社会需求，大班教育输出人才没有合适的人才接收平台，同时缺乏政策引导，导致学校成了“包工头”，企业“唯利是图”。

　　切实解决和消除影响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障碍，推进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及职业教育的发展，不断调整相关政策，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鼓励职业院校采取多种形式办学、企业社会联合办学。其次，要适应社会的需求，不断改进教育管理模式，根据市场需要，调整办学结构，根据现有学生水平，使职业学习的招生“入口”和毕业“出口”都是市场经济。同时，一方面要增加对于职业院校的师资力量可以引进一些有专长的高级技师和现场工程师，提高教学水平。另一方面也要增加资金的投入，构建新型设备，学习新技术，提高学生的工作能力。此外，也要规范劳动保障制度，建立就业协议制度与劳动合同制度，更好的保护就业学生的利益，出现问题时，也有法可依，避免再出现学生充当“苦劳力”，填补企业的“用工荒”的问题。

继续阅读

如今，房价是年轻人尤其是大城市年轻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年轻人，一个城市若能满足青年的住房问题，也就是留住了这个城市的创新与机会。但在当下，大城市的高房价让不少青年望而却步。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1名18～35岁青年进行的调查显示，要留住青年人才，71.7%的受访青年希望放宽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61.6%的受访青年建议降低公租房门槛，提高覆盖面。

此外，55.6%的受访青年认为单位应该适度增加住房补贴，47.2%的受访青年希望制定城市人才保护政策，45.1%的受访青年建议增加青年贷款额度并降低利率。仅3.3%的受访青年认为不需要任何措施。

北京某211高校研究生王朝(化名)说，临近毕业，班上有一部分同学在纠结“留哪儿”的问题，“考虑房子问题的很多。本该是‘生活必备品’的居所，如今都不确定能不能拥有，感觉很不稳定”。他说，因为不舍得放弃北京的就业资源，有的同学决定，“先在北京工作几年，获得资历后，再去其他城市发展”。“如果房价不是问题了，更多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在这里。”他说。

北京工作的某事业单位职员杜乐乐(化名)正饱尝租房的烦恼。“我的单位在二环，本想在单位附近租房，但租金很贵，今年4月的时候一个主卧都要快3000元了，而且房源也非常少，通常是上一个租户刚到期，下一个租户就马上顶上。不巧我还遇到了黑中介，在我和另一个看上房的年轻人之间坐地起价”。杜乐乐说，每换一次房，就像打了一场仗。
一个城市若要保持长久的创新和活力，青年人才必不可少，而住房问题对青年的去留影响很大。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不久前的一项调查显示，82.8%的受访者表示会选择在“租房便利友好型”(即租房市场比较规范，对年轻人租房的保障措施比较齐全——编者注)城市发展。

在北京工作的南方姑娘廖然(化名)坦言，如今大城市年轻人的压力更多是来自房子，单位每月发的住房补贴对于当下的租金而言，是杯水车薪，“几百元的补贴对于两三千元一个月的房租，几乎没起到作用”。

“如果单位能适当提高租房补贴，对我们会是不小的帮助。” 廖然还希望国家政策能够对刚毕业的青年提供适当照顾，“如一定年龄一定收入以下的青年，能在两年以内享受特别补贴，帮助他们短时间内解决住房问题。同时，在保障房、廉租房的申请方面，也希望对年轻人适当倾斜。如果这些政策能够落实，将会成为城市吸引人才的亮点”。
廖然认为，除了对刚毕业的年轻人提供优惠，也要规范中介市场，杜绝黑中介，保障青年租房权益。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