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1%的受访者希望自主招生过程更加公开透明

  日前,全国各试点本科自主招生高校已经陆续公布了2017年自主招生简章,报名工作已基本结束。我国自主招生制度从2003年开始推行至今,规模和形式都已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18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9.2%的受访者认为自主招生减少了教育不公,42.2%的受访者认为加大了。40.0%的受访者认为自主招生减轻了考生压力,31.6%的受访者认为增加了。56.1%的受访者希望自主招生过程更加公开透明。

  受访者中,本人参加过自主招生的占18.2%,子女参加过的占19.4%,都没有的占62.4%。家乡在北上广深的占25.1%,在其他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的占28.2%,在除省会城市外的地级市的占28.8%,在县级市的占11.1%,在乡镇或农村的占6.3%。

  从大城市到乡镇,参加自主招生学生比例依次降低

  江迪目前是天津某高校医学专业的大一学生,她通过去年的自主招生考试享受到了降40分录取的优惠政策。“去年高考我没能发挥出平时的水平,但通过40分的降分,我考上了心中理想的学校。” 江迪高中一直在重点班,老师平时除了讲高考题目,也会穿插着讲一些自主招生的题目,“一方面给我们备考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也可以锻炼思维能力”。

  北京某重点高中教师潘虹(化名)对记者说,高三学生还是比较关注自主招生的。“重点班有近一半的同学报名参加了自主招生,普通班也差不多在1/8。但精力分配上,除一小部分学生会给自主招生考试留时间精力外,大部分同学还是全力备战高考”。潘虹介绍,平时老师们会给学生提供一些引导,“比如第一时间发布高校招生信息,分享这几年的自招情况等”。

  上海高三学生裴兆泽(化名)曾获得过全国英语创新作文大赛的一等奖,报了苏州大学和山东大学的英语专业自主招生考试,“但自主招生报名的门槛较高,我身边绝大多数同学条件都不够”。

  何霞(化名)来自一个三线城市,目前已在北京工作两年,谈到自主招生,她坦言,家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自主招生考试的录取名单上还是重点中学的学生更多。

  民调显示,15.4%的受访者周围参加自主招生的人非常多,66.4%的受访者表示有一些,16.1%的受访者表示比较少,2.1%的受访者直言没有。

  通过交叉分析了解到,从一线大城市到乡镇农村,参加自主招生的学生比例呈现依次降低的趋势:北上广深(85.4%)、其他省会城市或直辖市(82.9%)、除省会城市外的地级市(81.6%)、县级市(78.1%)、乡镇或农村(71.9%)。

  调查中,42.2%的受访者认为自主招生加大了教育不公,发达地区教育垄断更明显,贫困地区学生更难走出去;39.2%的受访者则认为减弱了教育不公,“虚拟录取”“降分录取”给学生提供更多机会。

  40.0%受访者认为自主招生减少了考生压力,31.6%认为增加了

  “自主招生考试给了考生多一次机会,一定程度上能平衡高考中的偶然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裴兆泽说,虽然自主招生考试在高考后进行,但她在备战高考时仍会投入一部分精力,“尤其是英语学科”。

  江迪坦言,她非常偏好医学,而正是自主招生政策帮她实现了这个愿望,“自主招生能给有学科特长的学生提供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

  “自主招生为人才提供了另一个出路。除了成绩好的,偏科的、有个人兴趣爱好的都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深造,更能为高中学生营造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何霞认为,自主招生的考试题型思维发散,还能开拓学生的知识宽度和深度。

  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自主招生从2003年实行至今,是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开展的,这个过程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目前的自主招生受到行政权力的影响较多,高校里缺乏专业的自主招生团队。“行政权力在自主招生过程中起了作用,就有可能导致暗箱操作和腐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该让专业的团队在招生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让行政权力起作用”。

  对于自主招生,45.9%的受访者认为“牵一发而动全身”,考生投入过多直接影响高考;43.0%的受访者则认为自主招生给予了“偏才”“怪才”更多的机会。其他看法还有:要求平时成绩也稳定优秀,难度太大(40.3%);优惠政策多,增加高考保险系数(31.9%);为学生提供开拓知识面的机会(29.1%);学生间的互帮互助变得“寡淡”(23.2%);给予偏远地区学生更多升学机会(20.1%);实为优质学生的“小高考”(13.6%)。谈到自主招生的落实效果上,40.0%的受访者认为自主招生减小了考生压力,31.6%认为增加了。

  56.1%受访者希望自主招生更加公开透明

  提到对自主招生政策的期待,潘虹希望自主招生的战线不要拉得太长,会分散学生过多精力。而大学在自主招生的选拔要求上要更加明确,减少学生的盲目性。“另外就是希望大学能够和中学对接,进入中学,对自主招生的政策进行宣讲、提供咨询等”。

  “自主招生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题’、‘怪题’,就是缺乏专业招生团队的表现。现在的招生团队没有很强的专业性,有些题目是仓促拼凑起来的。还有就是在生源选拔上,如果有专业的团队,也会考虑生源的综合情况,比如男女比例、生源所在地等。像哈佛大学在录取学生时,同样分数下会优先考虑偏远地区的学生而不是发达地区的学生。”储朝晖表示,如果能发挥专业招生团队的作用,在考题设计、人才选拔上也会更加科学。

  “从长远的、理想的发展来看,应该让所有学校的招生都能够变成自主招生,让自主招生成为常态。也就是让所有的学生能够自己选择学校,学校也能够自己去选择学生。”储朝晖说。

  如何充分发挥自主招生的效果?56.1%的受访者希望自主招生过程更加公开透明;53.9%的受访者建议完善监管机制,抑制暗箱操作、权钱交易等。其他建议还有:大学构建专业的考试招生专家团队(43.7%);为农村等贫困地区考生提供经济、信息等条件便利(42.4%);减少笔试比重、提升面试等综合考察比重(39.4%);科学设计考题,建立多元化的评估方式(30.2%);协调各个联盟考试时间,给予考生更多选择(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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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受访者身边存在校园“冷暴力”

  校园生活中,同学之间发生误会、摩擦在所难免。相比于“面红耳赤”的正面冲突,“冷暴力”正越来越多地在校园中蔓延。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999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讽刺(56.2%)、辱骂(51.4%)和嘲笑(50.2%)被受访者认为是最常见的三种校园“冷暴力”形式,47.9%的受访者认为校园“冷暴力”出现的原因是家庭教育的缺失或不到位,60.1%的受访者认为校园“冷暴力”会在当事人内心留下阴影。

  受访者中,00后占0.8%,90后占22.4%,80后占51.7%,70后占19.3%,60后占4.7%,50后占0.9%。

  86.0%受访者身边存在校园“冷暴力”

  调查显示,86.0%的受访者身边存在校园“冷暴力”,其中15.8%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常见,70.2%的受访者表示偶尔会有。7.8%的受访者表示身边从未出现过校园“冷暴力”,6.3%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来自山东济南的薛雅茹(化名)在一所寄宿制学校读高二,她和7名女生住在一间宿舍里。“有名舍友每天起床特别早,整理床铺时常常会把其他人吵醒”。起初,大家还会委婉地提醒,“到后来,干脆就不和她说话,晚上寝室的‘卧谈会’上,也没人接她的话茬”。

  “大家都是成年人,不会再像小孩子一样当面争执。”在北京某高校读大三的任磊表示,当同学间出现矛盾,表面上可能还和和气气,却会在心里“记上一笔”。

  校园“冷暴力”在不同学习阶段出现的概率也有较大差异。数据表明,受访者认为初中阶段(69.6%)和高中阶段(55.7%)最容易发生校园冷暴力。22.9%和21.7%的受访者认为校园冷暴力更多出现在小学阶段和大学阶段,也有2.8%的受访者认为更多出现在研究生阶段。

  河北保定某高中班主任马泽辉(化名)认为,校园“冷暴力”的发生和学生的心理年龄有很大关系。“初高中的孩子往往还不太成熟,容易斤斤计较”。同时,马泽辉觉得不同学习阶段的课业压力也会对校园“冷暴力”产生影响,“中学时期,面对中考、高考的压力,很多孩子的精神是紧绷的,比较容易受到‘刺激’。和同学发生矛盾后,也不会自主进行心理疏导和排解”。

  校园冷暴力往往隐藏在同学相处的细节中,潜移默化地对人的心理造成压力,甚至伤害。

  任磊班里的一名同学,因为大学入学时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时常被其他同学嘲笑。“后来,他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任磊表示,其实当初“嘲笑”别人的同学也并非有意,却没想到在无形中对他人造成了伤害。“最可怕的是,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伤害了别人”。

  来自北京的曹冰洁是一名初中孩子的家长,“孩子回家时会对我讲学校发生的事。经常听他说,班里谁和谁又‘绝交’了。”曹冰洁说,所谓“绝交”,“就是一周不说话”。

  “我觉得冷战是最可怕的。”广州大二学生安鑫最怕和朋友“冷战”。“闹了矛盾后,谁也不主动道歉,即使上课被分在同一小组讨论,也不和对方说话。”他说,“说白了,就是因为要面子,才逞强不愿意道歉”。

  调查中,讽刺(56.2%)、辱骂(51.4%)和嘲笑(50.2%)被受访者认为是最常见的校园“冷暴力”形式,其他常见形式还有疏远敌对(39.0%)、冷战(36.4%)和话里有话言有所指(35.9%)。

  对于校园冷暴力与性别之间的关系,65.6%的受访者认为有关,其中27.0%的受访者觉得在男生群体中出现较多,38.6%的受访者认为在女生群体中出现较多。还有18.2%的受访者认为校园冷暴力与性别无关,16.3%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女生大都心思细腻,对各种人际关系问题更敏感,也就更容易疏远、敌对别人。”薛雅茹说。

  60.1%受访者认为校园“冷暴力”会在当事人内心留下阴影

  表面上,校园冷暴力是因同学间的摩擦误会产生的,而在这背后,又有许多综合、复杂的原因值得关注。

  调查表明,62.1%的受访者认为校园冷暴力出现的原因是自私之风盛行,缺少包容、互谅;59.9%的受访者认为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导致孩子不会与他人相处;47.9%的受访者认为原因在于家庭教育的缺失或不到位。其他原因依次为:不懂礼貌(32.2%)、老师对学生关注不够(29.5%)、不习惯集体生活与团队合作(27.7%)、彼此缺乏沟通(22.7%)、学校学习压力大(21.2%)、学校竞争激烈(19.7%)和人性原始的排他(16.6%)等。

  薛雅茹坦言,中学的“竞争环境”会天然使人将自己的同学视为“假想敌”,导致了校园“冷暴力”的多发。“比如几个‘学霸’间暗自较量,如果有人某次成绩超过其他人,别人就会出于嫉妒而在生活中给成绩进步的人冷脸”。

  马泽辉表示,绝大多数同学即使遭受了校园冷暴力,也“不当回事儿”,不会向老师或家长反映情况,导致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解决。“很多孩子被别人讽刺、挖苦后,往往一个人难过,最多只是找好朋友倾诉,不会轻易‘告诉老师’”。

  校园“冷暴力”,发生于细微而伤人于无形。如果没能及时制止,对人造成的伤害同样十分严重。调查中,受访者认为校园"冷暴力"对人的影响主要有:会在内心留下阴影(60.1%)、对他人失去信任(53.8%)、无法适应集体生活和团队合作(45.3%)、不利于形成健康正确的三观(44.9%)、影响学习成绩(41.3%)、加重青春期的孤独感和无助感(39.4%)、产生对社会的怨恨(34.2%)和甚至可能危及生命(19.1)等。

  薛雅茹表示,校园“冷暴力”对学习的影响非常严重。“一旦同学关系相处不好,在学校里常常会觉得不自在,上课也总是走神,想一些有的没的”。

  “同学的冷漠会让人不自信。”任磊觉得,当一个人长期处在校园冷暴力当中,会很容易对自身产生怀疑,“觉得周围人干什么都好像在针对自己”。

  面对校园冷暴力,人们有哪些建议?调查中,67.3%的受访者建议增设校园心理咨询服务,关注学生心理健康;65.0%的受访者表示家长应注重培养孩子宽容、大度的人格;51.3%的受访者表示学校应在学生入校前进行素质拓展等团队建设活动;45.9%的受访者建议班主任、辅导员和家长定期找孩子沟通心理;19.8%的受访者认为问题会自然消解,无需额外干涉;17.8%的受访者建议为学生减负,适当减轻课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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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受访者表示身边大学生功利性选课情况普遍存在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6.0%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大学生功利性选课情况普遍存在,好拿学分、实用性强、易得高分是大学生选课的主要依据。

从采访中不难看出,部分学生虽然选课时会考虑自身兴趣,但为了学分,不少同学在选课前都会向师哥师姐打听,更倾向于选择容易过给分又高的老师,毕竟挂科或分数不高小则影响奖学金的获取,大则关系到能否顺利毕业。

再者,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为了自身发展,大学生常常在课外利用大量时间考取专业资格证书,直接导致没过多精力放在正常选修课上,就会选择易过、易拿高分或实用性强的选修课程。当然,这也与高校课程设置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有关,如部分选修课教学管理方法落后,过度注重知识传授,忽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社会普遍对理论知识,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尊重不够,对技能性知识追捧。

事实上,功利性选课折射出大学生学习态度的功利化,如果不引起各方重视,则会导致大学生群体人生态度的功利化。这种源于功利的学习,难以造就具有丰富思想、高尚人格、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

因此,对大学生功利性选课现象,除社会应摒弃以证书论英雄的观念外,高校应通过平衡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合理设置课程学分,开展必要的价值观教育等途径,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观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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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受访者支持将英语课改为选修课

    日前,有人大代表提出“建议高考取消英语科目,改为选修”,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大争论。有人认为取消英语必修有利于学生减负,但也有人认为英语在实际工作中非常重要,取消考试会让大家的英语能力减弱。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1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4.4%的受访者支持将英语课改为选修课,但有50.3%的受访者认为加强母语教育不应以摒弃英语学习为代价,49.0%的受访者认为英语学得多但学不好的根本原因是缺少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受访者中,00后占1.5%,90后占22.8%,80后占53.7%,70后占16.1%,60后占4.5%,50后占1.1%。

    50.3%受访者认为加强母语教育不应以摒弃英语学习为代价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北京某高校读大四的陈佳玮支持将英语改为选修课,“每个人的人生规划不同,不必强求所有人都在一门学科上投入过多精力”。

    佟羽(化名)正在河北某高中读高二,她认为学校的外语课程可以采取“强制”与“自主”相结合的方式,“学校提供多种外语选修课,规定每个人至少选择其中一种”。

    “英语在工作中非常重要。”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工作的魏禹昊,则坚决反对改英语为选修,“要纠结的不是‘该不该学’的问题,而是‘该怎么学’的问题”。

    本次调查中,54.4%的受访者支持将英语课改为选修课,30.8%的受访者不支持,还有14.8%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只要考试不考的都是‘副科’。”河北沧州70后曹云是一名初中孩子的家长,她担心如果将英语改为选修,“会被大家轻视甚至放弃”。

    对于改英语为选修,54.7%的受访者认为应试教育下,“选修”几乎等同于“不修”;50.3%的受访者认为加强母语教育不应以摒弃英语学习为代价;45.2%的受访者认为改为选修有利于减轻学生负担;27.2%的受访者认为改为选修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我现在主要靠自学。”魏禹昊说,社会上英语培训机构不菲的报名费让他更愿意购买相关书籍后自学。他也坦言,自学的效果“并不理想”,“下班后如果有时间,就随便看两页书。如果累了,就干脆不看”。

    除了跟随校内老师的教学进度外,佟羽还让家长为自己请了英语家教。“学校老师讲课针对的是全班平均水平。要想自己拔高,还是得额外‘吃小灶’”。

    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后,陈佳玮目前学英语的方式相对轻松了许多,“我现在已经不再刻意做题和背单词了,而是看一些美剧,既能当作消遣,也能在无形中提升英语水平”。

    不同的人学英语有不同的渠道,学习的状态和效果也不尽相同。数据表明,40.0%的受访者偶尔有空时自学英语,38.9%的受访者通过网课或网络视频学习,33.9%的受访者通过看美剧或读英文原著学英语,24.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投入了大量时间自学,23.5%的受访者报名了英语培训班,20.8%的受访者在校内跟着老师学习,15.8%的受访者表示会找身边英语好的人请教,10.9%的受访者则对英语学习完全没兴趣。

    49.0%受访者认为英语学得多但学不好根本原因是缺少实际应用

    “学生普遍在听力上较为薄弱,口语则几乎从没练过。”山东济南某高中英语教师刘润(化名)坦言,当前英语教学主要还是集中在阅读、写作等“必考项目”上。“一方面,没有那么多课时允许老师面面俱到地教;另一方面,一旦知道学的东西‘考试不考’,学生们也会立刻放松下来”。

    陈佳玮表示,自己刚进入大学时,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自信”。“大学的英语是外教课,老师会要求你在课堂上不断地‘说’。”看到身边一些口语好的同学和外教谈笑风生,“自己很想加入,但能流利说出口的只有‘Yes’和‘Pardon’”。

    魏禹昊曾在本科期间参加过一次托福考试,“花最多时间准备的就是口语”。

    调查显示,“哑巴英语”被受访者认为是英语教学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占48.6%。其他问题依次是:“聋子英语”(43.2%)、应试化现象严重(38.9%)、教学形式单一(37.5%)、教材陈旧(33.2%)、只注重“语言技巧”而不注重“语言思维”(29.2%)、缺少实践锻炼(25.5%)和校内英语教育乏力而校外英语培训疯狂(25.1%)等。

    人们希望学好英语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调查中,排在前三的是:在外企工作(40.9%)、出国旅游(36.9%)和应对某个考试(31.0%)。其他还有获取证书(28.9%)、出国深造(23.6%)、独立阅读英文原著或看英文电影(23.4%)等。17.4%的受访者单纯出于兴趣,12.1%的受访者尚无明确目的但想为未来增加筹码,7.3%的受访者学英语是为了消磨时间。

    “我的英语不好,现在想学已经非常吃力,所以孩子的英语一定不能落下。”曹云认为,英语是职场竞争中的“必备技能”,“英语好未必能带来优势,但英语差很可能成为劣势”。

    佟羽当前学英语的主要目的是“备战高考”,但她表示,希望能在读大学后有机会把英语从考卷和习题转化为真正的生活技能。

    学英语的过程中,常有人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却依然收效甚微。针对这种现象,49.0%的受访者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其他原因还包括:学习方法不得当(46.3%)、英语基础差(39.5%)、在听力口语等单项上存在短板(35.3%)、目的性太强(30.2%)、自身投入精力不够(24.6%)、没掌握英语的语言思维(22.9%)、对英语国家的文化历史了解太少(19.0%)和性格内向而不敢张开嘴“说英语”(12.7%)等。

    刘润认为,学英语是一场“持久战”,细水长流才能取得好效果,临时抱佛脚的态度要不得。“要想做到细水长流,就要有足够的毅力坚持下去,让学英语成为一项爱好和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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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受访者反映自己身边普遍存在“咆哮妈妈”

    7岁的轩轩最近很受伤,因为妈妈变得越来越“凶”了。轩轩是高新六小一年级的学生,开学后的摸底考试他在班里考了个15名,“老师在家长群里公布了成绩后,妈妈就天天冲我吼,声音好大,我很害怕。”轩轩说起这事儿,小脸上满是委屈。

    和轩轩一样,班里成绩靠后的孩子在家里多多少少都免不了听见妈妈的“咆哮”。他们的妈妈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家庭主妇,但无一例外在面对孩子的问题时,失去了应有的耐心。

    而孩子们却想不通,妈妈为何总要“咆哮”?

     教育方法不得当,“咆哮”成了另类母爱

    “没人管孩子,夫妻两个总要有一个牺牲事业来顾家。”两年前,为了让孩子考上高新六小,轩轩的妈妈赵佳就放弃了自己原本的工作,回家专心照顾孩子,辅导学习。赵佳满心觉得自己牺牲这么大,孩子总该争气。可轩轩自升入小学以来,屡次考试成绩都徘徊在班里的中下游,赵佳急了。

    自己舍不得打孩子,但是看着他回家不好好写作业,玩心太重,就忍不住要吼几句。“皮得很,回家书包一放就玩手机,上次玩游戏偷偷用我的话费充值,手机都停机了。”赵佳说。

    更头疼的是,赵佳不知道怎样能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这让她心力交瘁,“好话赖话说尽了,就是不听,天天光陪着写作业都让我崩溃,还不说经常把屋子弄乱,玩具扔得满地都是。”赵佳甚至怀疑孩子有多动症,因为轩轩在书桌前坐不到十分钟就要起来玩。

    “脾气还很倔,一批评他,就钻进自己的小房间把门反锁上,不吼他两句他都不开门。”说起轩轩不肯沟通的坏毛病,赵佳很抓狂。“轩轩不是个例,小区里其他的孩子不少也这样,有时候我和别的妈妈聊天,她们也很苦恼。”在这种情况下,妈妈们就开始经常用“咆哮”来解决问题。

    其实,不只赵佳和她的邻居们面临孩子教育中的这些问题,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3人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64.2%的受访者反映自己身边普遍存在“咆哮妈妈”。

    有关专家认为,妈妈爱“咆哮”主要原因是教育孩子的方法不得当。毫无疑问,绝大多数父母都把孩子当成是“心肝宝贝”,尽最大的努力照顾孩子的身体,却很少关注到身边这个“小人儿”的内心世界,忽略了孩子内心的渴求。

    儿童心理学认为,孩子需要心灵的关注,需要与父母有心灵的连接,并不断地在收到心理回应的过程中,建立起归属感。妈妈应当接受和学习更多科学合理的育儿理念,掌握更多有效的沟通技巧,遇到问题不要靠吼去解决。

    “小孩子的自尊心也是很强的,有时候越是被吼,反而越不听话,甚至要跟大人对着干。”陕西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国琪说,“我觉得妈妈首先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随便将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心平气和地交流才不容易焦躁”。

     过分承担教育责任,“咆哮”是教育还是发泄?

    当然,独自一人承担教育责任的妈妈们也有苦衷。忙碌的丈夫,工作的压力,生活的重担,压得妈妈们似乎只有用“咆哮”才能快速解决问题,

    “他总是忙,应酬多,顾不上家里,双方的父母都在乡下,孩子就我一个人带。”梁艳、高虎夫妻是西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程序员,丈夫是公司的管理人员,工作繁忙,梁艳除了工作,一个人又当妈又当爹。7岁的女儿涵涵也格外依赖她,“小孩子好奇心重,表达欲强,周末休息的时候,她能跟我说一天话,真的很累。”梁艳说完,看着孩子又是无奈又是疼爱。

    父亲经常不在家,涵涵习惯了有事找妈妈。孩子的课业学习、品德养成、衣食住行哪一样都要梁艳事必躬亲,“一天忙下来已经累得不想说话了,正洗着孩子的脏衣服,学校老师又打电话说她作业没做好,控制不了自己就想大声吼她。”

    妈妈似乎是孩子的全能超人。因为老人们无暇看顾孩子,上下学接送、开家长会涵涵从来都只找妈妈。“她连在学校和谁闹别扭了,都要告诉我让我去处理,要是爸爸能多教教她,会比妈妈起到更好的作用。”梁艳认为,自己的女性视角在教育孩子处理问题上还是不够全面。

    像梁艳这样的妈妈不是少数,曾在高新第一小学就读过的李格现在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以前我小的时候,开家长会,爸爸妈妈换着来,但是现在我家孩子的家长会基本都是我去,而且去了以后也几乎看不到爸爸,都是妈妈来。”

    部分女性几乎承担了家庭教育的所有角色,重压之下,情绪失控成为一种必然。而孩子,又成为这种情绪的宣泄出口,借教育之名,行发泄之实。

    “现在我们很多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失范,过多承担起孩子的教育责任,家庭教育本应是协同合作的模式,父亲、祖辈、任何角色都不应该缺位。”王国琪认为,爸爸应该承担起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和任务,努力建构孩子心中有担当、负责任、有胸怀的父亲形象。让孩子在如水的母爱和如山的父爱中体验健康成长的乐趣。

    职场竞争加剧,使人们的情绪时常失控

    家庭的重担只是赵佳和梁艳们崩溃的原因之一,她们变得暴躁常常还因为来自职场的压力。“能感觉到自己在职场上升的天花板越来越低,年龄越来越大,接受知识的能力在退化,而企业考虑到家庭的因素,晋升时总是排在候补梯队。”李格说起公司里的事,语调有些委屈。

    在现代企业园任职人力资源管理的戴先生说,在目前的职场上,像李格这样只有一个孩子的,往往不是企业培养的重点,“企业要考虑人力成本,这些员工很有可能会去生二胎,这样的话她们的晋升空间会受到限制。”

    白天,在职场冲锋陷阵。晚上,和孩子斗智斗勇。李格说,“咆哮”是最快速解决孩子调皮捣蛋的办法,“没有力气跟他讲道理了,吼一嗓子能管用,他能乖乖写作业、吃饭、洗澡、睡觉,我就觉得自己尽到了当妈的义务。”

    性别歧视加剧职场竞争。最近一段时间,李格发现自己经常情绪失控,朝孩子发脾气。“这个职位本来是要招一个男同志,但是当时招不到人,所以公司才会让我入职。”因为在职场上提心吊胆,她的睡眠质量变差,注意力也无法集中。她说,“每天都担心会被替下来,不敢有一点差错,现在整天感到头晕,精力大不如前,情绪特别易怒。”

    男性职场,女性夹缝求生。西安市光华路中医美容中心,针灸医师屈宾每周都要给来做理疗的顾客做回访。在屈宾看来,神经痛最主要的病因还是情绪没有得到舒缓,女性在职场面临比男性更大的压力,“我的顾客们常常开玩笑说,再能干的女同志也会被认为是裙带关系上位,要让男同志服从管理太难了。”

    屈宾手里的名单上简单记录着约60名顾客的职业和年龄,她们大多是职业女性,年龄在27到42岁之间,有较高的学历,从事的工作大多为内勤。“这些顾客因为长时间久坐,而且是在室内工作,她们的神经常常高度紧张,严重一点的,患有神经痛,选择针灸治疗。”屈宾还补充说,“中医治疗对这种病症也只是治标,最主要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心理调节,缓释神经压力。”

    “女性在职场上要比男性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难。”王国琪认为,由于女性本身的性别限制,很多时候女性不能像男性那样通过更多方式及时传导不良情绪,因此她们在职场的负面情绪,极易在家庭教育中形成风暴中心,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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