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8%受访者觉得重人气轻演技是演艺圈的一股“歪风”

当下,拥有庞大粉丝群的偶像明星往往能带来很高的点击率和收视率,成为流量担当,被称为“流量帝”,但很多“流量帝”因为演技不够备受质疑。影视作品中,你更愿意看偶像“流量帝”还是实力“演技派”?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当下一些“流量”偶像们“演技差”却仍火爆荧屏的现象,57.8%的受访者认为是对所谓偶像的纵容。55.8%的受访者指出,重人气轻演技是演艺圈的一股“歪风”。良好的人品(68.7%)、扎实的演技(61.0%)被认为是一线演员必备的素养。

 61.2%受访者认为偶像片酬动辄占影视剧制作成本一半以上的现象不合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程佳琪表示,只有在闹“剧荒”的时候,才会看“流量”偶像们主演的影视剧,“他们中很多人原先是歌手、主持人等,没受过系统的表演学习和打磨,只是颜值高”。

90后姑娘程苗(化名)已经工作两年,“上学时觉得美少男美少女充满活力,特别爱看他们主演的影视剧”,如今回过头再看,真看不下去,“剧情没有逻辑,只能看脸,真是浪费时间”。

“如今很多电视剧制作都赶上 快消产品 了,制作周期短,一两个月就完事。”程佳琪认为,制作上要投入更多的时间。

对于当下一些“流量”偶像们“演技差”却仍火爆荧屏的现象,57.8%的受访者认为是对所谓偶像的纵容,40.6%的受访者认为正常,“演技需要一个提升的过程”,8.7%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

55.8%的受访者指出,重人气轻演技,是演艺圈的一股“歪风”。

18岁的浙江省杭州市高中生叶多(化名)认为,一些演员演出效果不好,可能是个人形象与角色差距太大的原因,“比如一个明星的形象是很活泼、幽默的,但角色要阴沉或稳重,观众基于平时的了解,代入感就会差些”。

19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李星泽不喜欢类似“流量帝”和“演技派”这样的称呼,“ 流量 并非凭空而来,一定有他们吸引人的地方。偶像们也不都是 没演技 ,对于部分演技糟糕的现象,观众不埋单,是最好的抵制”。

民调显示,影视作品中,72.0%的受访者喜欢看“演技派”,21.0%的受访者喜欢看 “流量帝”。

对于“流量”偶像收入动辄占影视剧制作成本一半以上的现象,61.2%的受访者认为不合理,27.0%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11.9%的人觉得合理。

“要培养好观众的审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影视艺术系教授曹峻冰认为,一些偶像明星演技差却能成为影视作品的“流量担当”,是影视市场的畸形现象,“相当一部分观众是孩子,缺乏一定的美学素养,思考深度还不够,可能会更倾向追求过于娱乐化的东西”。

曹峻冰指出,当下影视制作商一味追求点击率,过度娱乐化现象明显,同时过度依靠票房评判,很多优秀影片被埋没了,“而且票房还存在 注水 的情况”。

良好的人品、扎实的演技被认为是一线演员必备素养

“如今明星成名的途径太多了。”程佳琪说,有艺人明星靠扎实的演技、良好的人品稳扎稳打一步步成功,也有靠惊艳的容貌、较强的商业影响力和庞大的粉丝群成名,更有甚者因绯闻炒作、人脉资源上位。

“行业内应该抵制不敬业的演员。像耍大牌的,整个剧组就等他一个人;矫情的,拍戏手肿也发个微博广而告之;甚至不到场,靠抠图上镜的……都不能纵容,行业风气才会好。”程苗认为,一个好的演员是要有敬业心的,“为了吸金,同一时间段接拍多个影视剧、广告,一天到晚飞来飞去,哪还有什么时间琢磨剧本和角色?”

作为一名演员,应该靠什么跻身一线?调查中,68.7%的受访者认为良好的人品很重要,61.0%的受访者认为扎实的演技不可或缺。接下来才是:惊艳耐看的容貌(37.5%)、较强的商业影响力(35.4%)、庞大的粉丝群体(22.2%)和人脉资源(12.5%)等。

在湖北某高中女生江北(化名)看来,一线演员一定要有才艺、有颜值、性格好,“而且要有特点,才容易被人记住”。

“演员跻身一线,必然要靠演技和作品。”曹峻冰表示,片酬不是评判一线演员的标准,“没有哪位演员因天价片酬而被称为艺术家。”

57.2%受访者认为影视作品要成功,演员诠释角色到位很重要

“现在的电视剧题材扎堆,精品少,常看电视的人看个开头就能把剧情猜个八九成,甚至特定场景下的台词都是有套路的。”江北说。

“也有一些制作团队,已经成为精良制作的代表。”程佳琪认为,导演和制作方的能力,对影视作品的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在选角上要能实现演员与角色的较高匹配度,整部剧基本就成功了”。

江北希望能够多出些像《人民的名义》这样的剧,“全程 高能 费脑力,偶尔还有 槽点 舒缓下神经,感觉萌萌的”。

程苗表示,一部好剧还应该向观众传达正能量,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做人。

曹峻冰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能得到有效落实,规范票房注水、“地下电影”等现象,同时促进演员、导演等注重自身修养,做到德艺双馨。“影视作品要把握道德尺度。同时媒体也要构建良好的娱乐氛围,尊重电影创作、艺术创作,而不是炒作明星,今天谁摔倒了,明天谁出轨了”。
 
在受访者看来,什么样的影视作品算是成功的?演员诠释角色到位(57.2%)、剧本扎实(54.4%)和制作用心(53.9%)位列前三,其他还有:经久耐看,禁得住时光的考验(52.5%),主题深刻,非跟风之作(48.5%),有极高的话题度(24.6%),播出时获得巨大点击量、较高收视率(21.8%)和获得重要奖项(7.5%)等。

受访者中,00后占0.5%,90后占21.1%,80后占52.4%,70后占19.3%,60后占5.5%,50后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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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受访者赞同给予见义勇为者奖励

奖励见义勇为者应当提倡,而且还要大张旗鼓地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宣传。在弘扬正能量的同时,应让公众了解更多关于见义勇为的常识和法律规定。

前不久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表彰大会,隆重表彰了近两年全国涌现的见义勇为英雄模范和英雄模范集体。此前,河南省政府法制办曾就《河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规定对见义勇为人员最高可给予10万元以上的奖励。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10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1.9%的受访者认为见义勇为应量力而行,在保证自身安全下进行。

73.7%的受访者赞同给予见义勇为者奖励

在中华民族延绵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好心有好报”的理念被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所宣扬与信奉,这种社会道德价值观在经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各种价值观的磨砺、碰撞、筛选后,从模糊逐渐走向清晰,从抽象慢慢变得具体,有些更是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化定型。要为“好心有好报”的行为提供法律支撑,其中见义勇为者受奖励就是重要体现。

为防止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情形的出现,民法总则第183条和184条为见义勇为行为保驾护航。正如新闻中过半数受访者提出见义勇为要量力而行那样,在自身能力确实有限的情况下,盲目地“勇为”可能会事与愿违。就在6月12日,广西平果县就发生8名群众下到储水池抢救晕倒于池内的村民,导致9人全部遇难的悲剧。当然,量力而行并非倡导消极对待见义勇为,此前曝光的“女子遭二次碾轧身亡”的悲剧,有人提出“不敢轻易移动伤者”,也有人怕“引火烧身”,这都是消极对待见义勇为的借口,不值得提倡。或许只要有人站出来警示下后面的车辆,悲剧就可避免,这种见义勇为的能力一般人都具备,更应该提倡。

如果说民法总则的规定是为了避免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那么要实现“好人有好报”,则还需要与之配套的法律规定。2011年广东南海“小悦悦事件”的发生,促使《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的出台,该条例对见义勇为行为最高可一次性额外发放100万元抚恤奖金,在全国首开先河。此外,江苏为每个见义勇为人员建立档案,在基本生活保障、医疗保障、扶持就业等7个方面提供帮扶和优待措施;贵州对见义勇为人员或子女中考、高考给予加分照顾,各地“好人法”纷纷落地。公安部此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草案),规定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障坚持精神鼓励、物质奖励与权益保障相结合,明确了对见义勇为者的抚恤和补助标准,还规定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表彰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子女,应当给予就学、升学照顾。

奖励见义勇为者应当提倡,而且还要大张旗鼓地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宣传。在弘扬正能量的同时,应让公众了解更多关于见义勇为的常识和法律规定,增强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知,让其既不会超出自身能力盲目地见义勇为,也不会面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遭受危害时无动于衷、袖手旁观,更不会在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后自身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应当享受的奖励和保障没有下落。实现了这些,好人必有好报,能当好人、愿当好人的社会风气自会形成。

需要统一立法

民政部等七部委2012年下发的《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本身尚缺乏法律权威,效果难免打折扣。对于见义勇为者的行为界定、法律援助、困难救助、教育照顾、医疗救治、住房保障、授予荣誉、评残评烈等基本权益需要统一立法规范,以克服各自为政、各行其道的地方立法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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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受访者认为应加大对闯红灯行为的处罚

过马路不看指示灯、行人组团闯红灯的现象屡见不鲜。前段时间,武汉市金银潭大道上安装了人行道闸机,该闸机可以在红灯时关闭、拦截路人。这样的“过马路神器”可以减少路人闯红灯的现象吗?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10人进行的调查显示,48.6%的受访者认为此举可以有效减少闯红灯行为,15.9%的受访者认为不能,35.5%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62.8%受访者认为应加大对闯红灯行为的处罚。

受访者中,来自北上广深的占32.3%,来自其他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的占35.3%,来自除省会城市外的地级市的占21.0%。

仅31.8%受访者表示从不闯红灯

薛彦(化名)是一名协警,他坦言行人闯红灯是个老大难问题。“红灯时,我总要举起指挥棒拦住路人,但还有人要见缝插针地闯红灯。”但薛彦也感觉,现在人们的意识有所提高。“一般经过提醒,都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民调显示,73.0%的受访者认为行人过马路闯红灯普遍。

“每天上下班都很赶时间,有时为了赶一辆公交车就顾不上看红绿灯了。”北京某商场工作人员黎菲晨说。

调查中,61.9%的受访者偶尔闯红灯,6.3%的受访者经常闯红灯,只有31.8%的受访者表示从不闯红灯。

北京某证券公司员工刘东洋平时从不闯红灯。“有一次和朋友出去吃饭,晚上马路上车不是很多,朋友们就接二连三地闯红灯过马路了。只有我老老实实等红灯,结果被朋友说胆小。但我觉得这不是胆小的问题,而是应该要遵守的交通规范”。

调查显示,49.1%的受访者认为闯红灯危害大,不能闯红灯,42.9%的受访者表示虽然不想闯红灯,但实际很难做到,还有5.1%的受访者认为闯红灯没有什么大不了。

62.8%受访者认为应加大对闯红灯行为的处罚

“有好几次过马路时,想去按路边红绿灯上的按钮,但走过去才发现,有的按钮没了,有的按了没有反应。”黎菲晨认为交通指示灯不能正常工作是导致行人闯红灯的一个原因。“感觉这种可以调控的红绿灯,红灯时间比较长。如果按钮坏了就要等很久的红灯,会浪费很多时间”。

薛彦指出,有的人过马路时仍然低着头看手机,不看红绿灯就过,“我经常得大吼一声或者跑过去才能把人拦下来。还有的人总觉得过小马路时,看好两边的车快跑几步没什么问题,但是很多交通事故就是因为大意造成的”。

对于行人过马路闯红灯的原因,54.0%的受访者认为是缺乏文明出行的意识,53.3%的受访者认为是红绿灯时间设置不合理、等待时间过长,50.3%的受访者认为是从众,还有48.2%的受访者认为缺乏管理和处罚。

为了进一步治理行人闯红灯的行为,各地都采取了许多办法。比如,济南市交管部门在集中整治的基础上,曝光了闯红灯行人的姓名、单位等信息。

对于前段时间武汉市安装的人行道闸机,48.6%的受访者认为此举可以有效减少闯红灯行为,15.9%的受访者认为不可以,35.5%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

赵旭感觉这些方法可以减少一些闯红灯的现象。“人行道闸机可以在红灯时拦住行人,还有在大屏幕上曝光闯红灯的人的方法,也会有一定的效果”。

“之前听说过让闯红灯的人站在路边抓其他闯红灯的人的方法,但我觉得这些都治标不治本,作用有限。”刘东洋说。

对于闯红灯的行为,62.8%的受访者建议加大处罚,57.2%的受访者建议合理地设置红绿灯时长,51.1%的受访者认为应增强行人文明出行的意识,48.5%的受访者建议增强交警对路面交通的指挥和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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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受访青年认为婚姻中的仪式感重要

  婚礼、戒指、婚纱、结婚纪念日……很多人说,这些都是婚姻的必要仪式。有人觉得,婚姻并不是单纯的过日子,有一点仪式感很重要。但也有人认为,父母辈的感情没有那么多“形式主义”,生活平淡却也幸福。你觉得婚姻中的仪式感重要吗?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2名18~35岁的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0.3%的受访青年认为婚姻中的仪式感重要。婚戒(59.6%)、婚礼(56.1%)和婚纱礼服(50.5%)被认为是结婚时必不可少的。57.0%的受访青年表示能够从婚姻中的仪式感中感受到爱和力量。

  受访青年中,58.0%为女性,42.0%为男性。

  70.3%受访青年认为婚姻中的仪式感重要

  上海某食品公司员工侯克生领证有一段时间了,却还没有举行婚礼,“订婚那天直接把证领了,但考虑到婚礼要准备的事情太多,而且我和媳妇、亲朋好友的时间不好协调,就一直没有举办”。但他表示会在2018年2月补办,“家里长辈都非常重视,觉得这是子女成家立业的重要仪式。我也认为婚礼是我们两个人接受大家祝福的方式,必须要有”。

  “婚礼是两个人共同的美好回忆,在亲朋好友的见证、祝福下,结为连理,共度一生,是很美好的事。”深圳某科技公司白领张可盟表示,“婚礼是一种公开的宣誓,只有办了婚礼,通知了所有人,你的已婚身份才被确认,而且戒指、婚纱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谈到结婚时必不可少的事物,婚戒(59.6%)、婚礼(56.1%)、婚纱礼服(50.5%)和结婚照(49.9%)位列前四。其他依次为:婚宴(37.1%)、蜜月(35.9%)、彩礼(29.9%)、嫁妆(29.3%)、婚车(26.5%)和喜帖(24.5%)等。

  浙江省心理健康促进会成员、杭州市总工会特聘婚恋专家凌子表示,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婚姻中的某些仪式还是应该有的。“适当庆祝可以增强感情,进一步表示对对方的重视。夫妻之间要学会互相表达,形成良性循环”。

  天津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天津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研究员潘允康介绍,从婚姻家庭社会学的角度讲,婚姻的仪式自古就有,包办婚姻的时代,婚姻更是两个家庭、家族之间的事。从本质上看,婚姻更是一种社会行为,要完成传宗接代、教育子女等更重要的社会功能,需要以一种形式得到社会的承认,同时社会也会投以关注。“古代婚姻以家族认证、举行婚礼作为承认的仪式。法治社会依赖婚姻登记等法律手续,但绝大部分还是会举行婚礼,以向社会和亲友宣告”。

  民调显示,70.3%的受访青年认为婚姻中的仪式感重要,16.6%的受访青年认为不重要。

  婚姻中的仪式 47.2%受访青年认为男方该主动

  哪些日子的仪式最被看重?结婚纪念日(62.1%)、婚礼(55.2%)居首,接下来是生日(47.2%)、情人节(37.9%)以及升职、获文凭等重要日子(18.5%)等。

  “纪念日是表达情感的最好时机,而且女生总喜欢惊喜,我已经做好要筹划各个过节仪式的准备了。”侯克生觉得仪式有时候很有必要,“闹别扭了来个认错仪式,比如买鲜花制造小惊喜,两人马上能够重归于好”。但侯克生也表示,希望对方能更主动一些,“男生也需要关心和鼓励,而且会更有成就感”。

  婚姻中的仪式,男女方谁更应该主动?47.2%的受访青年认为是男方,35.1%的受访青年认为双方都需要,9.8%的受访青年认为是女性,另有7.9%的人表示有一方主动即可。

  “我希望男方主动一些,但感情需要双方经营,两个人都有所表示和行动是最好的。”张可盟说。

  一个没有仪式感的婚姻会导致感情不稳定吗?49.9%的受访青年认为会,“觉得不被对方重视”,33.7%的受访青年认为不会,“仪式感也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

  “婚后男人更倾向于赚钱养家,不够浪漫或不刻意表达感情的男人,会忽视婚姻中仪式的重要性,而女人更需要有人不断表达爱意。”凌子说。

  潘允康认为,婚姻中的仪式感能够强化双方的关系,如跪拜双方父母、夫妻跪拜等结婚仪式,能够起到互相尊重、认识婚姻价值等作用。“但其作用是有限的,不是婚姻稳定与否的决定因素。”他认为婚姻的稳定性要从两个方面考量:一方面是双方的情感、心灵上的了解;一方面是学历、家庭背景、相貌等外在因素。这两个方面的契合程度越高,婚姻的稳定程度也越高。

  “爱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转化为亲情,婚姻需要双方都有责任和担当,好好经营。”侯克生认为,“过分注重仪式,因为忘记生日、约会等而生气,对另一方而言反而是一种枷锁。婚姻中双方都用心就好,不用斤斤计较。”

  57.0%受访青年表示能从婚姻仪式感中感受到爱和力量

  “恋爱中激情比较多,婚后更平淡一些。”潘允康说,“恋爱处于考验阶段,在这个时候都不注重这些事儿,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不可靠,所以恋爱阶段双方都会想着制造惊喜。但结婚了,人们会想‘咱俩板上钉钉了’,同床共枕、同屋吃饭过日子,就会趋于平淡,用简单的办法来表达爱意,而且生活本身就是平谈无奇的,这时仪式就退到第二、第三位了。”

  “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婚后激情退却,更多的是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甚至一言不合就吵架。适时做一些事情延续恋爱时的浪漫,让对方想起爱情原本的模样,会更有利于维系感情。比如定期共进烛光晚餐、两个人出门旅行等。”张可盟说。

  凌子表示,婚姻中的仪式感一定不能是强求来的,“一方强烈需要,而另一方很可能迫于金钱或时间等压力不能给予。若没有得到就抱怨,会导致矛盾升级,这样就不好了”。

  婚姻中的仪式感能带来什么?57.0%的受访青年表示能从中感受到爱和力量,52.8%的受访青年认为仪式感提醒我们感恩和珍惜,46.0%的受访青年能从中看到生活中的浪漫和诗意,42.9%的受访青年能通过仪式感受到生活的不平淡,37.8%的受访青年认为可以提醒我们时刻挂念重要的人,31.6%的受访青年认为有助于释放工作生活中的辛苦和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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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受访者平时会做垃圾分类处理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发改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部署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创造优良人居环境。提出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5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1.1%的受访者平时会做垃圾分类处理,54.2%的受访者对已经设置的分类垃圾箱的使用效果表示满意。垃圾分类进展缓慢,64.4%的受访者直言分不清什么可循环、什么不可循环。67.6%的受访者建议在典型居住社区试点,发现并解决问题,61.0%的受访者希望以村、小区或街道等为单位“划片”普及垃圾分类概念。

71.1%受访者平时会做垃圾分类处理

45岁的李芳是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居民,居住的小区暂时还未设置分类垃圾箱,但她大体知道什么可回收、什么不可回收,“家里一般会把可回收垃圾单独放,不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会放在一起扔”。

山东省青岛市北区居民陈涛向记者反映,他居住的社区也没有施行垃圾分类,经常是各类垃圾堆在一块,非常影响居住环境,“家里处理垃圾时也不会分得很细,有害垃圾一定会区分,其他的都混在一起”。

“现在村里的垃圾堆放情况好太多了。以前村民会把一些偏僻的路口、废弃的坑池当作垃圾堆放地,那时光垃圾就能把路堵死、把坑填满,到了夏天更是苍蝇、虫子到处飞,村民不得不绕路走。如今各个村都定点设置了若干大的垃圾回收箱,定时有人清理,环境好多了。”50岁的王妍(化名)居住在河北省唐山市某农村,她对近些年农村垃圾处理情况的改善表示了肯定。

“我们家有六七个垃圾桶,厨房、客厅、餐厅、卧室、厕所都会放。一是干净卫生,打理起来方便,二是自然就把垃圾分类处理了。”但王妍也说,自己在家分类后,出门还是扔在一个大垃圾箱里,没有细分。

在广东广州天河区某银行工作的刘雨虹,平时会把厨余和厕纸分类,衣物、书籍会单独用纸箱放在垃圾箱旁,以便有拾荒者能用得上。
调查中,71.6%的受访者居住地有分类垃圾箱,72.0%的受访者表示知道垃圾的分类标准,71.1%的受访者平时生活中会进行垃圾分类处理。谈到已经设置的分类垃圾箱,54.2%的受访者认为使用效果好,表示效果一般和不好的受访者分别占25.6%和20.3%。

垃圾分类进展缓慢 64.4%受访者表示居民分不清可循环和不可循环

张可(化名)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居住过的两个小区都有分类垃圾箱,但落实效果并不好,“有时某个垃圾箱满了,人们就顺手把垃圾扔到空着的垃圾箱里。我还发现,厨余垃圾箱由于垃圾品类本身的原因,会有异味,招引苍蝇虫子等,经常盖着盖子,但由于垃圾箱本身不太干净,几乎没有人愿意用手打开它,干脆直接混放了”。

“我自己扔垃圾时都分不清哪些可回收、哪些不可回收,通常是犹豫一会儿后,跟着感觉走。”湖北省武汉市某县城姑娘王淼说。

刘雨虹表示,垃圾分类对于家庭来说,还是需要耗费时间、精力等成本的,所以有的家庭嫌费事,做不到细致分类,进而也导致了小区里垃圾分类做不好。“如今垃圾变得越来越多样,但人们的环保意识却还没跟上”。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朱芬芬表示,垃圾分类效果并不令人满意,除了居民垃圾分类意识不够,垃圾处理没有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没有整合好经济链条也是一个原因。“经济链被收废品这一环节破坏,市政部门在这方面有利可图的部分就少了,只能做简单的后续处理、填埋等”。

“像美国会有垃圾分类处理的官方数据可查,很多年前就开始实施 邮政包装 形式的回收垃圾,有对应的规章制度。而我国目前垃圾分类的物流有一些是追踪不到的。”朱芬芬说。

垃圾分类进展缓慢,64.4%的受访者指出居民分不清什么可循环、什么不可循环,60.8%的受访者认为居民环保意识弱、参与率低。其他原因还有:垃圾箱尺寸、开合方式不便投放(53.8%),垃圾箱清理不及时不利于分类投放(47.9%),以及小区、村委会宣传不到位(32.8%)。

  61.0%受访者希望以村、小区或街道等为单位“划片”普及垃圾分类概念

“在垃圾分类的前端,要加强对普通公众的环境教育,告诉他们在对有害垃圾进行处理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哪些是一定要分开处理的,哪些是有害物质不能让小孩接触的。这样相对来说,垃圾收集工人的健康风险也会降低。”朱芬芬表示,做好垃圾分类不但有利于环境整治、美化,在收集端分好类,也会降低垃圾管理成本。

“可以多投放相应的公益广告,在分类垃圾箱上做简明扼要的文字说明,做好宣传工作,让大家随时随地都能受垃圾分类意识的影响。”刘雨虹认为,近年来,我国已经开始重视垃圾分类问题,随着近期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垃圾处理问题将得到很大改善。

“要让百姓认识到垃圾分类的确切好处,比如对锂电池特别处理能够使土地少承受多少年的净化负担,垃圾分类能够在节能减排上起到什么效果等,以此来增强环保意识,让老百姓明白最终受益人是自己。这样效果会更好。”李芳说。

“固定的流通渠道需要形成。例如将前端收集的废纸、垃圾,后端的造纸厂、回收站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循环利用系统。”朱芬芬认为,政府应当有意识地扶持,形成一个“垃圾回收”产业,建立后续的收集系统。“目前还没有垃圾分类回收车,全部是混在一起的。可压缩型的垃圾回收车很昂贵,像北京可以作为试点城市率先换成可压缩收集车,再逐渐普及,这需要一个过程”。

朱芬芬指出,垃圾分类教育也很重要。“建议小区居委会、村委会与物业合作举办相关讲座、宣讲会、活动,发放册本等。而长期的环境教育、垃圾分类教育等可以进课本,从小培养环保观念”。

王淼希望面对小区、村落等单元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普及活动,要生动具体、接地气,“比如玻璃瓶、纸质物品等属于可回收垃圾,废弃的电子产品是有害的,平时家庭怎么存放、处理是省时又正确的做法等,这些知识应该告诉大家。有了概念上的认知,行动起来也更便利”。

调查中,84.3%的受访者期待垃圾分类管理政策尽快落实。

深入推进垃圾分类管理,67.6%的受访者建议在典型的居住社区试点,发现并解决问题找到实施经验,61.0%的受访者希望以村、小区或街道等为单位“划片”普及垃圾分类概念,60.3%的受访者希望媒体多宣传多提倡垃圾分类问题,46.2%的受访者希望加快督促推进垃圾箱进驻、收运问题。
 
受访者中,90后占15.0%,80后占51.8%,70后占25.4%,60后占6.1%,50后占1.2%。居住在一线城市的占35.1%,二线城市的占38.6%,三四线城市的占20.2%,小城镇、县城的占5.0%,农村的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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