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4%受访者直言现在各媒体平台的娱乐类新闻过多

  近两日,知名演员陈思诚婚内出轨的消息上了各种头条,娱乐圈的风花雪月又掀起一场网络舆论风暴,媒体不遗余力的渲染,吃瓜群众的胡猜臆断,各方小编的捕风捉影,极尽能事,好不热闹。随之而来的是一些玻璃心的人对于爱情的继续质疑,一些无聊者关于“出轨什么时间比较合适”的争论,娱乐圈一场不知真假的风花雪月的情事,该是乱了多少人平如秋水的心湖?

  当然,这都是媒体的“功劳。近几年来的媒体报道,作为受众的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起几个曾被媒体极力追逐的焦点和热点:“王宝强婚变事件”“艳照门事件”,还有“文章出轨”“黄海波嫖娼”等,每一次事件都受到了从报刊到网络等各种媒体不遗余力地关注和报道,媒体窥探的眼,受众议论的口,消遣了每一次茶余饭后。在这些纷纷扰扰的关注和报道中不难看到媒体关注点的走向,甚至有些媒体和自媒体完全偏离了发展航向,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迎合受众猎奇心理和部分人的审丑趣味,大肆炒作明星绯闻、渲染色情、暴力,完全丧失了职业操守,舆论场被过度娱乐化,这是社会的悲哀,值得警惕和反思。

  一方面,媒体过多关注娱乐新闻会挤压重大新闻的空间。受众群体有限,如果网络新闻空间到处充斥着娱乐新闻,势必会挤压重大新闻的生存空间,进而左右网络舆论场的走向。比如今夏的“王宝强婚变”事件,多日占据各大媒体头条,风头甚至盖过了奥运会,至今还有人拿来博眼球。尼尔·波兹曼所著的《娱乐至死》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精神文化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这种危言警示值得我们思考。

  另一方面,过多的娱乐新闻不利于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青少年作为网络主力军,不良的舆论生态必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2015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移动调查终端和问卷网,对1875人进行过调查,51.4%的受访者直言现在各媒体平台的娱乐类新闻过多,56.8%的受访者认为青少年过多关注娱乐话题不利于树立正确价值观。社会在发展,网络和媒体已经成为青少年获取信息、沟通联络的主要途径,网络和媒体作为社会教育的主场,承担着对青少年进行社会教育的主要功能。若让这种教育载体过多地承载了娱乐功能,必将造成教育功能的缺失与错位,给青少年教育带来难以估量负面的影响。

  社会在变,舆论在变,舆论观也在变,但无论在怎样的舆论生态下,媒体人的舆论引导责任都没变,重塑舆论生态,调整舆论格局,营造正能量充沛的舆论空间是民之需、社会之需,是媒体责任所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媒体当走出娱乐圈的“风花雪月”,少些利益追逐,多些百姓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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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受访者关注“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

    就在不久前,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中国人从小唱到大的《二十四节气歌》,闪耀世界文化的舞台。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冯骥才认为,“二十四节气成功申遗,有利于增强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和敬畏。”有了世界遗产加冕,节气文化保护与传承更为顺理成章。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6.9%的受访者关注“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82.5%的受访者表示“二十四节气”有必要存在下去。

    全球化的今天,农耕文化中的“二十四节气”之所以赢得世界的认可,更多的,或在于其间蕴藏的智慧而辽阔的宇宙、自然和生命观——这是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哲学思辨。在都市化的匆忙脚步中,安顿好现代人的“文化乡愁”,凝聚好中国人的“价值共识”,民俗文化不仅是绝佳的载体,更是不二的契机。

    在过去的2016年,越来越多沉没的民俗文化,正在被系统地打捞起来:10月27日,“晒秋”民俗申遗研讨会在江西婺源篁岭古村召开;7月15日,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消息传到宁明县,整个县城一片沸腾;2月份开始,厦门和马六甲携手,共同推进中国和马来西亚的送王船联合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送王船也就此成为中马文化交流合作的新渠道……带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正成为熠熠发光的民族瑰宝,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成为社会再生产中的文化资产。

    大年俗、小民俗,构成了中华文化浩浩荡荡的壮阔图景,这是文化融合的承续之路。不同特质的文化通过相互间接触、交流沟通进而相互吸收、渗透——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坚持根本、不忘来路的前提下,中国民俗文化经历了新一轮的激活。这是文化自信的夯实之路。用顶层设计的话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氤氲在民俗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创新意识、公德精神等,与新时期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当然,申遗也好,发展也罢,最终是让中华文化以软实力的姿势“走出去”,以文化人、文以立世。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走向融合与自信的中国民俗,正焕发出撼动人心的激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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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受访者觉得网红代言的营销方式可能很难持久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2003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关于“网红”,受访者最看重的特质是:有才艺(61.1%)、正能量(46.9%)、有个性(42.0%)。33.5%的受访者表示“网红”代言的商品对自己更有吸引力,35.8%的受访者则感觉不是。72.7%的受访者觉得“网红”代言的营销方式可能很难持久。

  61.1%受访者最看重的“网红”特质是有才艺

  调查显示,47.5%的受访者长期关注过某“网红”。对于“网红”,受访者最看重的特质是:有才艺(61.1%)、正能量(46.9%)、有个性(42.0%)。接下来是:幽默(41.3%)、颜值高(40.2%)、与粉丝互动多(12.9%)等。

  今年28岁的王俊明(化名)是一名宠物爱好者,他很喜欢一个经常晒宠物照片的微博“网红”。王俊明表示,关注这个微博“网红”是因为对方和自己一样喜欢宠物。不过,他并不觉得自己喜欢的“网红”代言的商品有更大吸引力。“我觉得这两者没什么关联性,我只会买感兴趣的产品。当然,如果对方代言的是宠物品牌我会认真地考虑一下买不买”。

  70后自由职业者樱梓(化名),偶尔也会关注“网红”中的俊男靓女,在他看来,“网红”的受众大都是年轻人,对应的营销方式对年轻人影响也更大。“如果自己有特别心仪的‘网红’,也许会关注对方代言的商品。不过,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群更注重实用性,只会作为参考”。

  调查显示,34.2%的受访者曾经因为喜欢某“网红”而购买对方代言的商品。

  调查中,33.5%的受访者表示“网红”代言的商品对自己更有吸引力,35.8%的受访者感觉不是这样,30.7%的受访者回答不好说。

  公关行业从业者天怡(化名)对记者说,因为工作的原因,她知道很多“网红”。她所在的公司也曾找“网红”做直播,在对方的直播过程中植入广告,她认为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代言。“从目前来看,我们这行都非常愿意在这方面试水。很多公司都愿意在新产品推出时邀请几个‘网红’做直播。有的直播平台的粉丝数据大概会有三成的水分,砍掉这三成的水分,人数也很可观”。天怡表示,这种营销模式没有办法很科学地衡量传播效果,“最多只能看到‘网红’直播时在线观看的大概人数,它的峰值和低值,不过最起码传播的面有了”。

  中国人民大学现代广告研究中心主任王菲指出,广告模式是基于注意力经济的,商家永远寻求注意力最大化的平台。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容易关注一些比较独特的人和现象,网络上更有形成注意力的受众数量和技术基础,所以“网红”的出现是必然的,商家通过“网红”进行商品传播也是必然的。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品牌与广告研究中心主任黄合水认为,“网红”现象的出现,是传统大众媒体受到互联网冲击的结果。受众整体的新闻和娱乐需求,在新媒体时代分化为更为具体的个性化信息和娱乐需求。每个“网红”自媒体正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小部分受众的需求,具备广告价值,吸引广告主的关注和投资也就不足为奇了。

  57.2%受访者表示能意识到“网红”的一些行为是隐形营销

  调查显示,对于“网红”做代言,19.6%的受访者持支持态度,19.1%的受访者表示反感,47.4%的受访者表示要看情况,13.9%的受访者无所谓。

  南京某高校在读学生周欣认为,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颜值,喜欢出格的行为,“网红”自然受欢迎。而对于“网红”在直播中做广告的行为,他直言很反感,也不信任这些产品的质量。“我更喜欢社会评价比较正面的明星做代言”。

  王俊明认为,“网红”代言产品风险大,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暂时博取关注度。

  调查中,57.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一般都能意识到“网红”的一些行为是隐形营销。

  “网红”代言的营销方式能持久吗?调查中,仅27.3%的受访者认为能。72.7%的受访者觉得可能难以持久,其中42.0%的受访者明确认为不能。

  “前段时间有个‘网红’出了一本书,我身边就有好多他的粉丝买书,他在北京的线下签售会也有很多人去。”天怡对“网红”的营销方式比较乐观,但她同时表示,“网红”行业还需要一个沉淀期。“现在太多公司在用这样的营销方法,但效果有待评估。经过筛选之后具有特殊价值的精英‘网红’,未来才有可能长远发展”。

  王菲认为,和商业模式相匹配的,应该是它本身的竞争力,“网红”为观众或用户所接纳的稳定程度和他们真正拥有的粉丝稳定度,会成为核心竞争力。能够真正得到人们欣赏,有独特价值的“网红”和平台自然就会留下来。而只会在短期内博眼球,甚至通过低级趣味博取注意力的平台,会逐渐成为泡沫。

  黄合水直言不太看好“网红”经济的未来。“某种意义上说,‘网红’多少有一些怪异的特点。而要维持这一特点,即使有一个团队在运作,也很困难。所以仅就单个‘网红’而言,应该是短暂的泡沫。随着‘网红’越来越多,人们会‘熟视无睹’,‘网红’也可能会慢慢消失”。

  “‘网红’做代言和以前的明星代言是一样的,都是由粉丝和明星之间围观的模式形成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彪认为,“网红”做代言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像明星有所谓的公信力在里面作为约束,很容易造成虚假代言,有些“害群之马”可能导致整个“网红”群体和“网红”生态受到影响而难以持续。

  王菲认为,在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运作和监管体系之前,很多事物都会迎合部分人的低级趣味,但是互联网平台来自各方的声音还是在发挥很好的监督效果,大可不必过度担心。她同时表示,商家、广告主、网络平台商,应该主动意识到,不符合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是不会有好的前景的。

  黄合水认为,“网红”现象中,“正”的东西不够,更多是为了吸引眼球,对青年一代肯定会有影响,但不会造成很大很深远的影响。“大多数年轻人是有智慧的,能够识别有价值和没有价值的东西”。

  李彪认为,互联网的发展有去中心化、平民化的倾向,“网红”和传统明星做主导的文化是不同的,是符合技术发展的趋势和逻辑的,应该是一个未来发展的方向,但这也要看“网红”群体自身及其生态圈能不能健康发展。

  受访者中,00后占0.5%,90后占22.2%,80后占53.9%,70后占17.9%,60后占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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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受访者发现身边年轻人多靠父母帮衬生活

  如今,很多在一线城市工作、生活的年轻人,在奋斗打拼时,感到完全靠自己力不从心,在需要结婚、买房、照顾孩子时,往往不得不依靠父母。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0名在一线城市工作生活的年轻人进行的调查显示,77.7%的受访者发现身边年轻人多靠父母帮衬生活,97.0%的受访一线城市年轻人表示身边人买房要靠父母。70.9%的受访者希望年轻人在可行范围内尽量独立自主,56.1%的受访者建议完善配套政策为年轻人提供方便。

  77.7%受访一线城市年轻人直言身边人多靠父母帮衬生活

  李阳是河北保定人,妻子是河南人,他们硕士毕业后留在了深圳,3年前买了一套二手房,买房子的钱由李阳父母一次性付了大部分。“如今我爱人刚生产完,我工作忙没多少精力照顾孩子。岳父岳母就在我家附近租了房子,专门来帮忙照看孩子”。

  “我的同学们这几年陆续结婚,几乎没有谁能自己搞定房子问题,尤其是男生,经济压力大,不靠父母资助,等自己攒够钱买房再成家,黄花菜都凉了。”李阳说。

  60岁的孙江(化名)是黑龙江牡丹江人,女儿女婿均是北京市某重点高校的硕士,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孙江的老伴儿常年居住在女儿北京的家中,帮忙照看外孙,他则奔走于老家跟北京两地,“女儿女婿收入比较高,在经济上没怎么依赖我们,但他们工作太忙,得靠我们帮忙带孩子”。

  “孩子买房需要双方老人帮一把、给一些支持的情况在我身边非常多。”孙江表示,现在孩子在外面打拼都很不容易,进入社会是有一个起步阶段的。“如果双方父母经济条件允许,在适度的情况下,帮他们一把也是应该的”。

  调查显示,77.7%的受访一线城市年轻人表示,周围需要依靠父母帮衬生活的人多,其中22.5%的人直言非常多,表示一般和不多的受访者分别占17.3%和5.1%。

  具体来看,83.3%的受访一线城市年轻人表示周围需要父母帮忙看护小孩的人较多,其中31.5%的人感觉非常多。

  在买房问题上,56.4%的受访一线城市年轻人表示周围人通常是用父母积蓄付了首付,23.4%的受访者表示通常与父母共同出资购买,15.7%的受访者表示通常用父母的积蓄全款买的房,仅3.0%的受访者表示没花父母一分钱。

  70.9%受访者希望年轻人在可行范围内尽量独立自主

  李阳坦言,在他没有经济基础的时候,是很需要父母的帮助来置办第一份资产的,“挣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当初想着一毕业赚了钱就能孝敬父母,如今在大城市生活,实在是身不由己”。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多生的都是独生子女。按中国人的传统,有一个普遍心理就是,你的资产早晚都是孩子的。有这个能力,就早点帮忙,为他们的生活打打基础。”孙江说。

  但孙江同时表示,他不赞成父母倾其所有,甚至把老家的房子卖掉支持儿女在一线城市买房。“老人也要有个底线”。

  对于年轻人依靠父母买房甚至生活,51.0%的受访一线城市年轻人认为步入社会的成年人该完全经济独立,45.6%的人认为该让父母享受他们的生活而不是花光积蓄,29.4%的人认为成年后该是孩子们反哺父母了;同时,44.7%的人认为年轻时经济薄弱,依靠父母实属正常,38.1%的人认为父母帮衬孩子也是在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19.7%的人认为父母给予孩子支持符合中国社会伦理。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说,卖掉老家的房子在大城市购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有价值的,这种购买使他们的子女以及子女的下一代都有了生活上的保障,同时创造了未来发展的一个条件。“购买房屋实际上是获取了子女以及孙子女未来发展的优先权,是可以理解的”。

  “如今社会在延缓反哺的时间。”张宝义说,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结婚、有工作了,就该反哺父母了。但随着房价上涨、生活压力加大,父母不光要供孩子上大学,可能还要帮助解决房子、子女养育等问题。

  张宝义说,在生活上依赖父母,很多年轻人是迫不得已,违背了心理初衷。“但我们还是要说,今天依赖父母,父母老了是要回报的。当父母真的需要你的时候,要帮助他们安度晚年”。

  李阳表示,等他慢慢有了积蓄,几年后会把买房的钱还给父母,“要有机会置换大点的房子,就接他们过来住。他们如果喜欢老家的生活,就帮他们改善居住环境”。

  面对大城市年轻人生活打拼需要父母帮衬的情况,70.9%的受访者希望年轻人在可行范围内尽量独立自主,56.1%的受访者建议完善配套政策为年轻人提供方便,55.1%的受访者提醒年轻人量力而行,24.9%的受访者希望建立和重视城市人才保护政策。

  张宝义说,通常的房屋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只适用于本地人,刚毕业的年轻人很多享受不到。“这种依赖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必须拿出一定的资源,保障这些年轻人基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大城市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

  受访者中,26.8%的人未婚,73.2%的人已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7.1%,本科学历者占70.1%,大专/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占17.4%,高中/中专/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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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的受访者建议严格审核民办教育机构

  不久前,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开除患癌女教师”的事件发酵,牵出了博文学院院长陈玲学历造假,学校门口曾立石“财源广进”等诸多问题,民办教育的规范管理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3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8.5%的受访者表示民办教育机构中教师招揽新生可拿提成现象普遍。44.5%的受访者认为民办教育应以教育服务为主,可有限度地营利。67.0%的受访者建议严格审核民办教育机构、人事资格。

  26.0%受访者直言当前我国民办教育仍存在若干问题

  “读中学那会儿,学校附近的一家私立高中发生学生逃学事件,造成一名学生意外去世的悲剧,学生家长难以接受,去学校讨说法,甚至在学校门口摆了花圈。”北京某高校研究生张俪向记者回忆,那家私立高中管理很不规范,教师甚至可自行招揽学生,“学校根据报到名额会给予教师相应奖励”。

  调查显示,仅5.6%的受访者认为我国民办教育发展已非常成熟,36.4%的受访者觉得比较完善,32.0%的受访者认为一般,26.0%的受访者直言存在问题。存在的问题中,58.5%的受访者直指教师招揽新生可拿提成,55.6%的受访者批评乱收费、高收费,53.1%的受访者坦言校方工作人员素质较低。其他问题还包括:教师学术水平普遍不高(47.5%)、缺乏科学管理规章制度(40.8%)、学风校风不好(38.4%)、影响力认可度低(22.8%)等。

  “虽然不乏治学严谨的优秀民办学校,但不可否认,不少民办学校都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教师教学水平、素养普遍不高,也会给学生们传递松散治学的心理暗示。”张俪说。

  河北省唐山市某公立小学教师刘铃(化名)表示,如今民办教育机构越来越多,不光是高中,民办小学、民办幼儿园的增长趋势也非常明显,“民办教育容纳了更多生源,让更多人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也有部分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并不科学。有的私立学校是为了赚钱,有的与出版方有合作,教材与公立学校不同,有的为了迎合一些家长‘多学,深学’的心理,即使低年级孩子,也教授较深内容,其实学生很难消化。此外,现在教师资源不够,民办学校在这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

  44.5%受访者认为民办教育应以教育服务为主,可有限度地营利

  是否该营利?若能营利,又能营利多少?这些问题一直伴随着民办教育的发展。调查显示,44.5%的受访者认为要以教育服务为主,有限度地营利,34.6%的受访者则表示应以提供教育服务为唯一宗旨,18.1%的受访者认为毕竟是民营,要以营利为目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1条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即民办教育可取得一定的“合理回报”,但对于“合理回报”,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此次调查中,80.8%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再出台明确规定。

  在刘铃看来,民办教育营利是应该的,“没有政府方面的资金来源,要想运营,当然要营利,只要办得好,老百姓也愿意花钱。”她还表示,“民办”能够营利,但“教育”又限制了它们不能像企业那般营利,“民办教育处在中间地带,如果有明确的营利范围的规定和界定,对于民办教育的规范管理和管理者本身的尺度拿捏都有帮助。”

  民办教育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调查显示,教师权益问题(60.0%)、营利与非营利问题(50.4%)、产权属性问题(40.9%)位列前三。其他依次为:合理回报问题(40.2%)、市场监管问题(40.1%),法人属性问题(33.6%),优惠政策问题(32.2%),会计制度问题(28.2%)等。

  67.0%受访者建议严格审核民办教育机构、人事资格

  “民办学校风评不佳,这是当前民办教育面临的困境,也是要打破的僵局。”刘铃认为,办学者应想清楚办学初衷是什么,“如果是利益,教育就不是一个适合的、好的‘市场’;如果是教学,那就该在办学之前深入考察了解,并制订科学合理的办学办法。”刘玲还表示,民办教育鱼龙混杂,相关部门要严格审核办学资质,并对学校的人事结构、账目是否真实合理等方面多管理、多监督。

  张俪认为,民办学校好不好、合不合理,当地群众和学生最清楚,是很好的管理入口,“当地相关管理部门,应注意身边民众对学校的风评,收集反馈意见,并及时进行考察、监督,该纠正的及时纠正,有严重错误的依法处理,民办学校就会越办越好。”

  促进我国民办教育的改善和发展,67.0%的受访者建议严格审核民办教育机构、人事资格,66.7%的受访者建议完备相关的法规体系,63.3%的受访者认为应尽快制定民办教育健康发展政策,45.7%的受访者建议建立有效的市场监管渠道。

  受访者中,中学生占2.0%,本科生占43.3%,5.3%的人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已工作人员占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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