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些常年在外的年轻人，不愿意赶在春运高峰回家过年，更愿意把父母接到自己所在的城市过年，这一现象被称为“反向过年”。有人觉得让父母“反向过年”能节省成本，还能让他们体验外面世界的丰富多彩，也有人觉得老人到外地过年有很多不便。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975名离开家中父母、常年在外的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5%的受访者认为父母“反向过年”现象变多了。61.2%的受访者认为“反向过年”可以给父母提供出门旅行的机会，让他们体验更精彩的生活，63%的受访者担心父母旅途劳顿，身体吃不消。42.5%的受访者希望父母到自己所在地“反向过年”，常住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受访者希望父母“反向过年”的意愿最高(51.4%)。

61.2%受访者认为“反向过年”可以为父母提供出门旅行机会

某事业单位职员李阳(化名)是个北方人，去年嫁到了武汉。去年春节，她和丈夫要回两边老家走亲戚，感觉很辛苦。“今年过年我们不想再回老家了。但我是独生女，如果不在父母身边过年，他们会孤单。”李阳说，现在交通方便，她打算让自己母亲今年春节到武汉住几天。

26岁的曹亚萌在天津某国企工作，每年春节都会回老家佳木斯过年。曹亚萌发现，近两年把父母接到自己工作城市过年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我身边有两个同事，一个去年结了婚，一个去年生了孩子，今年春节他们都把父母接到天津过年”。

调查显示，81.2%的受访者通常会和父母一起过年，65.0%的受访者觉得现在老人“反向过年”的情况变多了。今年春节，43.3%的受访者打算让父母到自己所在地“反向过年”，28.4%的受访者不会，28.4%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工程师郑文(化名)老家在湖北黄石，目前在深圳工作，有个7岁的儿子。郑文已经连续几年把家人接到深圳过年了。他告诉记者，春节从深圳回老家的车票比较难买，从老家到深圳的车票相对好买一些。

“对于一些有小孩的夫妻来说，带着孩子回家过年太折腾。”来自山西的张琰是一名全职妈妈，目前住在北京，她丈夫的老家在天津。张琰通常会回婆家过年，有时也把老人们接到身边过年。在她看来，“反向过年”更加方便，还可以让父母体验到不同地方过年的氛围。“可以在大家都返京以后再找时间回老家，既不用担心车票问题，也避免了和同事年前扎堆儿请假、领导不批准的问题”。

调查中，61.2%的受访者认为“反向过年”可以给父母提供出门旅行机会，让他们体验更精彩的生活，52.3%的受访者认为这样可以减少自己返乡奔波的麻烦，避免节后太疲惫，48.1%的受访者认为这样可以避开春运高峰，45.0%的受访者觉得这样有助于增进父母对子女生活的了解，减少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受访者认为“反向过年”的其他好处还有：省去一些走亲访友的时间，创造更多家庭团聚机会(34.8%)，避免夫妻双方为回谁家过年而争吵(24.9%)，避免回家过年被追问太多个人问题(21.1%)，以及缓解大城市家政等服务行业“用工荒”现象(13.8%)等。

“‘反向过年’现象变多说明了人们对家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小武指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过年被认为同样可以家庭团圆，共度春节。他分析，这一现象背后有三层原因：一是子女辈在自己成家立业的城市有了较好的生活基础，有房子能够供父母过来居住。二是春节放假时间就一周，年轻人来回奔波，十分辛苦匆忙，让父母到自己城市比较方便，也可以同父母多相处一段时间，更能享受天伦之乐。三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大学毕业，更适应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生活。

在一线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受访者更希望父母“反向过年”

曹亚萌对于让父母“反向过年”存在顾虑：“我现在还和别人合租，父母来的话，住宿是个问题。虽然可以住酒店，但到底不如在家自在。而且我父母没有单独出过远门，如果让他们从老家过来，路上没人照顾，不太放心。另外，如果整个春节假期都在我这边，肯定没法走亲戚了。”

“我们希望父母退休后来武汉养老，春节正好让他们先过来适应适应环境，毕竟‘凡事预则立’。”李阳表示，她最担心的是父母是否能适应新环境。

调查显示，对于让父母“反向过年”，63%的受访者担心旅途劳顿，父母身体吃不消，50.1%的受访者担心父母自己购票和乘车乘机多有不便，48.7%的受访者感觉父母单独出行、没人陪护不安全。受访者的其他担忧还有：父母不能适应子女所在城市的生活(33.8%)，不能走亲访友，缺少年味儿(32.4%)，两代人住在一起，不自在(20.8%)，夫妻双方为接谁的父母来闹矛盾(16.2%)，以及安排住宿太麻烦(13.4%)等。仅4.4%的受访者对此没有担忧。

尽管考虑到会有一些不便，李阳还是倾向于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过年：“我在小城市长大，现在在大城市发展，又是独生子女，父母以后会经常跟我一起过年。”

调查显示，42.5%的受访者希望父母到自己所在地“反向过年”，17.8%的受访者不希望，还有39.7%的受访者表示都可以，看父母意愿。进一步分析发现，常住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受访者希望父母“反向过年”的意愿最高(51.4%)，接下来依次是杭州南京等准一线城市(44.0%)、二线城市(35.6%)和三四线城市(33.9%)。

胡小武分析，在人口远距离流动、定居的社会背景下，很多人已经不再拘泥于一处故乡。另外，相对于过年的各种形式，国人更加注重过年期间家人团圆。

本次调查中，44.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尽量回家乡过年，这是一种传统，19.5%的受访者认为父母“反向过年”更好，36.3%的受访者认为只要一家人团聚，在哪里过年都行。

“一家人幸福地团聚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在李阳看来，不一定非得返乡才能过年，“现如今交通这么方便，距离不再是主要问题。‘反向过年’是一种有时代特色的新方式，80后、90后见证了这个变化。”

张琰认为，虽然很多年轻人觉得只要和家人团聚，哪里过年都一样，但是可能在一些人尤其是老人看来，子女回家过年依然很重要，这种观念也应该被尊重。

受访者中，常住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占34.4%，常住杭州南京等准一线城市的占21.1%，常住二线城市的占31.0%，常住三四线城市的占12.9%，来自其他地方的占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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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抢票正在进行。今年，12306推出了在线选座、接续换乘、积分抵车票等便民和优惠服务。除此之外，今年中国铁路总公司还作出了很多努力来优化服务，比如减少验证码、降低图形识别难度等。这些措施，让这个春运的购票变容易了吗？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986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今年春运，71.6%的受访者通过12306网站或App购买春运火车票。购票时，55.5%的受访者用了在线选座的服务。53.4%的受访者觉得今年春运购票比去年容易了，72.4%的受访者对今年春运购票整体环境满意，59.6%的受访者指出黄牛依然猖獗。

55.5%受访者用了12306的在线选座服务

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张淼(化名)每年春节都为买票的事情头疼。“我老家在山西省的一个小城市，交通不发达，飞机场、高铁站都没有。从北京出发的话，只有一趟行程10个小时的列车，这趟车的票也就特别难买。”张淼说，以前一到抢票的日子，他就设好闹铃，用电脑、手机App等同时抢，“但是一放票就没了，有了抢票软件后情况才稍微好些”。
今年，张淼直接在一款抢票软件上预付了订单，让软件帮忙刷票。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很多其他准备：“除了老家的城市外，临近几个城市的票我都在刷，能先到附近的城市也可以，再坐汽车回家。”

调查中，61.5%的受访者称已经购买了今年春运车票，38.5%的受访者还未购买。在购票渠道方面，通过12306网站或App购买春运火车票的受访者最多，占71.6%。其他渠道还包括其他售票网站或App(30.3%)，自动售票机、火车票代售点或火车站售票处(27.0%)，电话购票(11.7%)，购买黄牛票(4.3%)等。

北京某高校学生张可(化名)已经购买了北京到沈阳的学生票。“之前一直用支付宝支付，现在听说12306的App有新功能就试用了一下，体验了微信支付和微信提醒，我随时都在查看微信，有微信提醒更方便了。而且感觉这次12306购票流程比原来简单，没有验证码了，比之前顺畅”。

今年12306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服务，购票时，55.5%的受访者用了在线选座服务，34.8%的受访者用了微信支付和微信通知，其他还有：接续换乘(30.5%)、积分抵车票(28.6%)、网络订餐(21.1%)、其他新服务(4.2%)。

北京某高校学生王志鹏每年都要乘坐高铁在北京与上海之间往返多次。12306近期推出的便民服务，王志鹏都使用过。他感觉，总体还比较满意，但是网上订餐的服务只有套餐可以订，而且还是比较贵的套餐。

“12306今年推出的新服务都非常好，有了这些服务之后购票乘车会更便捷一些。”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董海军说，春运购票相对于以前已经有很大进步了，但还是会存在买不到票的情况，这时求助票贩子，却有票。

53.4%受访者觉得今年春运购票比去年容易

除推出新服务，今年中国铁路总公司还作出了其他努力来优化服务，比如减少验证码、降低图形识别难度等。调查显示，53.4%的受访者觉得今年春运购票比去年容易了，30.2%的受访者觉得没有变化，7.8%的受访者认为比去年更难了，8.7%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北京某高校学生李文(化名)已经在12306的App上购买了回河南的火车票。她告诉记者，使用12306的App购票时也会出现问题。“打开后刷半天刷不出来车次信息，一直很卡，有时候明明有的车次，却出来结果说没有这趟车，可能是访问量过大，也可能跟部分手机不兼容，希望之后能更加优化，体验更好”。

调查中，72.4%的受访者表示对今年春运购票整体感到满意，22.4%的受访者觉得一般，5.3%的受访者直言不满意。
“相关部门已经为降低春运购票的难度作了很多努力，人们不用为识别不了验证码犯愁，车次较多、买票难度不大的乘客还能在线选座，这些都很好，但是买票难的情况依然存在。”张淼说，“像我家乡这样的小城市，不在国家规划的高铁网络范围内，享受不到高铁带来的便利。”

张可回忆说，她有一次回家，可买的车次比较少，在12306上买不到票，不得不在火车站找黄牛买票，花了3倍的价钱。

李文认为，如果票刚开始售卖一下子就没了，肯定有黄牛在抢票。

春运购票还存在哪些阻碍？调查中，59.6%的受访者指出黄牛依然猖獗，46.2%的受访者认为退票手续费高，40.5%的受访者觉得放票规则不合理，24.6%的受访者指出电话订票程序过多耗费时间。

王志鹏希望订餐的选择可以丰富一些，“而且一份太多了，根本吃不完。减少一点分量，降低套餐价格更好”。

“高铁线路从规划到建设需要几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内，可不可以应用大数据等手段，对于抢票难的地区，加大供应，调整原有的火车线路，满足当地人群出行的需要？”张淼提出建议。

董海军指出，现在人们大都在网上购票，比较方便，但是还有很多人对网络购票的流程不熟悉，操作不熟练，一方面应该让他们掌握方便的购票方式，另一方面也需要优化他们熟悉的电话购票等方式。他还建议进一步优化放票机制。“另外车站的管理，比如进出站的设计可以更人性化一些，增加指示牌、向导人员等”。

受访者中，来自一线城市的占33.4%，二线城市的占49.9%，三四线城市的占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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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卖的菜量没有实体店的多、拿到的菜品和商家网上图片相差甚远……外卖平台火爆的同时，外卖菜品也常常遭到消费者吐槽。从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网络餐饮服务者、第三方平台及送餐人员等进行了规定。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8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2.7%的受访者点外卖时遭遇过菜品分量缩水。61.6%的受访者关注《办法》的实施。更好地规范网络餐饮服务，60.7%的受访者建议建立违法商户黑名单，在各平台间共享，57.0%的受访者建议加强外卖商家的准入机制建设。
 
　　受访者中，00后占1.8%，90后占29.3%，80后占48.2%，70后占14.9%，60后占5.0%，其他年龄段占0.9%。
 
　　62.7%受访者点外卖遭遇过菜品分量缩水
 
　　在北京某高校读研究生的楚一凡特别喜欢吃学校附近一家面馆的茄丁肥肠面。一次她在宿舍点外卖，发现这家面馆入驻了外卖平台，就果断选了茄丁肥肠面，没想到送来的面比平时在店面吃的少了很多。“平时在店里我几乎吃不完，而这次我全都吃完了还不太饱”。
 
　　后来，楚一凡发现，随着外卖的火爆以及入驻外卖平台商家的增多，外卖分量缩水的情况更为普遍了。“尤其是那些打折力度特别大的外卖，都有不同程度的缩水情况。我饭量算小的，在食堂两个菜一两饭就够了，可很多外卖我都吃不饱”。
 
　　调查显示，42.5%的受访者经常点外卖，49.8%的受访者偶尔点外卖。 62.7%的受访者遇到过外卖菜品分量缩水的情况。
 
　　熊志远在某科技公司做技术研发，有时加班错过了饭点，或者想换口味就会点外卖，平均一周会点1～2次。他有次在公司附近的饭馆点了一份鱼香肉丝盖饭，觉得味道不错，就带了一份回去给同事。“同事打开餐盒后，我发现菜量比我在店面时吃到的少，而且胡萝卜丝、青椒丝明显多，肉丝少”。因此，他再也没去这家饭馆吃过饭。
 
　　楚一凡说，她后来进那家面馆问过店员为什么外卖的食物分量不够，刚开始店员支支吾吾地说可能是装错盒了，后来又说不可能差分量。“我觉得跟他们理论也讨不回说法。后来再遇到外卖缩水的情况，我会给商家差评。”她直言，“凡是在我这儿上了黑名单的，我就再也不点他家的外卖了。”
 
　　调查显示，遇到外卖菜品缩水，45.6%的受访者会向卖家所在的平台投诉，43.9%的受访者索性不再点这家外卖，40.9%的受访者会给卖家差评，40.1%的受访者会联系卖家解决，6.5%的受访者选择不了了之。
 
　　60.7%受访者建议各外卖平台共享违法商户黑名单
 
　　“不光是外卖缩水，我还遇到过实物和照片严重不符的情况。”楚一凡说，有一次，她点外卖看到图片上显示的大盘鸡色泽鲜亮、肉块大，结果收到的菜品看起来并没有那么诱人。
 
　　熊志远说，他曾在收到外卖后，发现菜已经特别凉了，还得自己再用微波炉加热。
 
　　调查显示，除了分量缩水，49.8%的受访者遇到过外卖送到时已经变凉的情况，45.8%的受访者遇到过外卖口感没有实体店好，42.1%的受访者遇到过实物和照片差距过大。受访者遇到的其他问题还有食物不干净、质量不佳（30.4%），送餐严重超时（22.0%），菜品不符合备注的口味（18.8%），送餐人员服务态度不好（7.0%）等，仅有4.0%的受访者没遇到过任何问题。
 
　　2017年11月6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布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该办法自2018年1月1日正式施行。调查中，61.6%的受访者表示关注《办法》的实施。
 
　　“我看到一些新闻，现在对网络餐饮服务有了明确的规定，希望这些规定能够切实地执行和落实。”楚一凡指出，现在对第三方平台缺乏系统性的监督和管理。她还建议加强对外卖送餐人员的培训，要保证送餐过程中食物不受污染。
 
　　“现在外卖平台很多，但平台之间是否可以进行信息联动？比如一个商家在某个平台上收到的投诉特别多，这也应该影响到他在其他平台的经营。”在熊志远看来，以后会有更多商家开展外卖业务，相关的准入门槛也应提升。
 
　　对于更好地规范网络餐饮服务，调查中，60.7%的受访者建议建立违法商户黑名单，在各平台间共享，57.0%的受访者建议加强外卖商家的准入机制，55.2%的受访者希望对外卖商家的巡查常态化，46.2%的受访者期待对不良商户的监督举报渠道更畅通，29.5%的受访者认为要惩处商家找“托儿”给好评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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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食品”是指“辣条”、“辣片”等调味面制品，价格通常在5角至1元之间，因口感浓郁、价格低廉深受孩子们的欢迎，但是这类食品在生产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前不久，北京市食药监局公布了对“五毛零食”的检测结果，在抽查的54个调味面制品、43个调味豆制品中，呈现“脂肪”、“钠”和“甜蜜素”“三高”的结果，这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十分不利。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5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5.0％的受访者认为身边孩子食用“五毛食品”普遍来路不明（67.0％）、过量使用添加剂（63.6％）和油盐糖等调味品过多（62.5％）是受访者认为“五毛食品”存在的主要问题。70.1％的受访者建议执法部门加强日常巡视和检查。

75.0％受访者认为身边孩子食用“五毛食品”普遍

家住北京顺义的王芬芳有个8岁的女儿，平时她不让孩子吃“五毛食品”。“我很少给孩子买 五毛食品 ，也不鼓励孩子吃，对健康不好”。
“平时在家无聊或外出旅行时，都会习惯性地把 辣条 当零食。”在吉林上大学的黄睿会在闲暇时吃一些“五毛食品”。

调查显示，13.6％的受访者经常购买“五毛食品”，55.8％的受访者偶尔购买，27.1％的受访者从不购买。

虽然不主张孩子食用，但王芬芳表示身边的孩子大多比较喜爱这类食品。“一到放学，孩子们就会涌入校园外的小卖部。三五个孩子人手一袋辣条，吃得津津有味”。

数据显示，75.0％的受访者认为身边孩子食用“五毛食品”普遍，17.6％的受访者认为不太普遍。

小卖部（79.6％）是受访者认为孩子们购买“五毛食品”的主要地点，其次是流动摊位（58.3％）。此外还有超市（26.0％）和网络（7.8％）。

谈及辣条吸引人的地方，黄睿认为，价格和口味是重要的两点。“通常来讲这类食品都比较便宜，对很多小孩子来说不会有负担。小孩也不会像家长那样注意食品的配方、用料，只要味道好就会喜欢”。

调查中，65.4％的受访者认为价格便宜是辣条深受孩子喜爱的原因，55.1％的受访者认为是味道好。此外还有颜色鲜亮（51.2％）、外观奇特（46.4％）和包装新颖（20.4％）等。

受访者指出“五毛食品”存在来路不明、过量使用添加剂等问题

“有一次，看到孩子放学后手里拿着一包辣条，我就尝了一口，味道特别辣也特别甜，觉得很腻，感觉里面添加了很多油和糖。不仅如此，辣条的外包装还破了，蹭了我一手油。孩子正在长身体，总吃这些食品肯定不好。”王芬芳说。

民调显示，84.0％的受访者认为“五毛食品”对孩子的身体影响大，其中36.0％的受访者认为影响非常大。具体来看，来路不明（67.0％）、过量使用添加剂（63.6％）和油盐糖等调味品过多（62.5％）是受访者认为“五毛食品”存在的主要问题。另外还有：生产过程存在卫生问题（57.3％），原料劣质，没有保障（51.6％），包装简单粗糙，不合要求（31.2％）和过量食用影响正餐（31.0％）等。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五毛食品”主要存在三大问题。“首先，这类食品口味太重，影响孩子的食欲，导致他们吃别的食物时觉得不香。过量食用带有咸味和香精的辣条，会导致孩子营养摄入不均衡，进而影响生长发育。其次，一些生产 五毛食品 的黑作坊来路不明。超范围、超剂量地滥用添加剂，甚至使用非法添加剂，尤其是超量使用合成色素类，久而久之可能会对孩子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最后，辣条等 五毛食品 是高油、高盐的代表，不是一个好的零食选择，非常不适合孩子经常吃，只能是限制级的食品”。

“小孩子们对食品没有什么辨别能力，味道好就会受欢迎，所以学校和家长得多教育孩子。另外我觉得，需要对校园周边的小卖部加强查处，不能让这些食品流入孩子口中。”王芬芳希望加大查处力度、集中整治“五毛食品”。

谈到治理“五毛食品”，朱毅认为生产不合格食品的小作坊首当其冲。“辣条等 五毛食品 之所以非常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便宜。一些生产者为了降低成本，就会选用劣质食材、滥用添加剂。很多小作坊都在城中村非法生产，而且经常和执法人员打游击，给执法人员增加执法难度。对此，相关部门可以加大抽检频率，严厉惩罚不合格的小作坊。”朱毅还认为，应该帮扶小作坊的合法生产。“小作坊备案制可以有效地帮助小作坊生产食品。给小作坊制定细致的生产规范，落实进货检验记录制度、食品添加剂使用备案制度。让小作坊知道应该生产什么、怎样生产”。

黄睿认为，治理“五毛食品”不是要彻底消灭“五毛食品”。“我觉得应该从根本上让这类食品变得更干净更卫生，而不是让它们消失。毕竟很多80后、90后把这些食品当作童年的记忆”。
 
治理“五毛食品”，70.1％的受访者建议执法部门加强日常巡视和检查，66.9％的受访者建议提高零食的生产门槛，对生产商严格审核，59.4％的受访者认为要提高对问题作坊的惩处力度，还有46.8％的受访者建议学校和家长教育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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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发改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部署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创造优良人居环境。提出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5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1.1％的受访者平时会做垃圾分类处理，54.2％的受访者对已经设置的分类垃圾箱的使用效果表示满意。垃圾分类进展缓慢，64.4％的受访者直言分不清什么可循环、什么不可循环。67.6％的受访者建议在典型居住社区试点，发现并解决问题，61.0％的受访者希望以村、小区或街道等为单位“划片”普及垃圾分类概念。

71.1％受访者平时会做垃圾分类处理

45岁的李芳是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居民，居住的小区暂时还未设置分类垃圾箱，但她大体知道什么可回收、什么不可回收，“家里一般会把可回收垃圾单独放，不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会放在一起扔”。

山东省青岛市北区居民陈涛向记者反映，他居住的社区也没有施行垃圾分类，经常是各类垃圾堆在一块，非常影响居住环境，“家里处理垃圾时也不会分得很细，有害垃圾一定会区分，其他的都混在一起”。

“现在村里的垃圾堆放情况好太多了。以前村民会把一些偏僻的路口、废弃的坑池当作垃圾堆放地，那时光垃圾就能把路堵死、把坑填满，到了夏天更是苍蝇、虫子到处飞，村民不得不绕路走。如今各个村都定点设置了若干大的垃圾回收箱，定时有人清理，环境好多了。”50岁的王妍（化名）居住在河北省唐山市某农村，她对近些年农村垃圾处理情况的改善表示了肯定。

“我们家有六七个垃圾桶，厨房、客厅、餐厅、卧室、厕所都会放。一是干净卫生，打理起来方便，二是自然就把垃圾分类处理了。”但王妍也说，自己在家分类后，出门还是扔在一个大垃圾箱里，没有细分。

在广东广州天河区某银行工作的刘雨虹，平时会把厨余和厕纸分类，衣物、书籍会单独用纸箱放在垃圾箱旁，以便有拾荒者能用得上。
调查中，71.6％的受访者居住地有分类垃圾箱，72.0％的受访者表示知道垃圾的分类标准，71.1％的受访者平时生活中会进行垃圾分类处理。谈到已经设置的分类垃圾箱，54.2％的受访者认为使用效果好，表示效果一般和不好的受访者分别占25.6％和20.3％。

垃圾分类进展缓慢 64.4％受访者表示居民分不清可循环和不可循环

张可（化名）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居住过的两个小区都有分类垃圾箱，但落实效果并不好，“有时某个垃圾箱满了，人们就顺手把垃圾扔到空着的垃圾箱里。我还发现，厨余垃圾箱由于垃圾品类本身的原因，会有异味，招引苍蝇虫子等，经常盖着盖子，但由于垃圾箱本身不太干净，几乎没有人愿意用手打开它，干脆直接混放了”。

“我自己扔垃圾时都分不清哪些可回收、哪些不可回收，通常是犹豫一会儿后，跟着感觉走。”湖北省武汉市某县城姑娘王淼说。

刘雨虹表示，垃圾分类对于家庭来说，还是需要耗费时间、精力等成本的，所以有的家庭嫌费事，做不到细致分类，进而也导致了小区里垃圾分类做不好。“如今垃圾变得越来越多样，但人们的环保意识却还没跟上”。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朱芬芬表示，垃圾分类效果并不令人满意，除了居民垃圾分类意识不够，垃圾处理没有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没有整合好经济链条也是一个原因。“经济链被收废品这一环节破坏，市政部门在这方面有利可图的部分就少了，只能做简单的后续处理、填埋等”。

“像美国会有垃圾分类处理的官方数据可查，很多年前就开始实施 邮政包装 形式的回收垃圾，有对应的规章制度。而我国目前垃圾分类的物流有一些是追踪不到的。”朱芬芬说。

垃圾分类进展缓慢，64.4％的受访者指出居民分不清什么可循环、什么不可循环，60.8％的受访者认为居民环保意识弱、参与率低。其他原因还有：垃圾箱尺寸、开合方式不便投放（53.8％），垃圾箱清理不及时不利于分类投放（47.9％），以及小区、村委会宣传不到位（32.8％）。

  61.0％受访者希望以村、小区或街道等为单位“划片”普及垃圾分类概念

“在垃圾分类的前端，要加强对普通公众的环境教育，告诉他们在对有害垃圾进行处理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哪些是一定要分开处理的，哪些是有害物质不能让小孩接触的。这样相对来说，垃圾收集工人的健康风险也会降低。”朱芬芬表示，做好垃圾分类不但有利于环境整治、美化，在收集端分好类，也会降低垃圾管理成本。

“可以多投放相应的公益广告，在分类垃圾箱上做简明扼要的文字说明，做好宣传工作，让大家随时随地都能受垃圾分类意识的影响。”刘雨虹认为，近年来，我国已经开始重视垃圾分类问题，随着近期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垃圾处理问题将得到很大改善。

“要让百姓认识到垃圾分类的确切好处，比如对锂电池特别处理能够使土地少承受多少年的净化负担，垃圾分类能够在节能减排上起到什么效果等，以此来增强环保意识，让老百姓明白最终受益人是自己。这样效果会更好。”李芳说。

“固定的流通渠道需要形成。例如将前端收集的废纸、垃圾，后端的造纸厂、回收站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循环利用系统。”朱芬芬认为，政府应当有意识地扶持，形成一个“垃圾回收”产业，建立后续的收集系统。“目前还没有垃圾分类回收车，全部是混在一起的。可压缩型的垃圾回收车很昂贵，像北京可以作为试点城市率先换成可压缩收集车，再逐渐普及，这需要一个过程”。

朱芬芬指出，垃圾分类教育也很重要。“建议小区居委会、村委会与物业合作举办相关讲座、宣讲会、活动，发放册本等。而长期的环境教育、垃圾分类教育等可以进课本，从小培养环保观念”。

王淼希望面对小区、村落等单元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普及活动，要生动具体、接地气，“比如玻璃瓶、纸质物品等属于可回收垃圾，废弃的电子产品是有害的，平时家庭怎么存放、处理是省时又正确的做法等，这些知识应该告诉大家。有了概念上的认知，行动起来也更便利”。

调查中，84.3％的受访者期待垃圾分类管理政策尽快落实。

深入推进垃圾分类管理，67.6％的受访者建议在典型的居住社区试点，发现并解决问题找到实施经验，61.0％的受访者希望以村、小区或街道等为单位“划片”普及垃圾分类概念，60.3％的受访者希望媒体多宣传多提倡垃圾分类问题，46.2％的受访者希望加快督促推进垃圾箱进驻、收运问题。
 
受访者中，90后占15.0％，80后占51.8％，70后占25.4％，60后占6.1％，50后占1.2％。居住在一线城市的占35.1％，二线城市的占38.6％，三四线城市的占20.2％，小城镇、县城的占5.0％，农村的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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